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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艺术之间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困境与出路 　　泱泱中华向来号称诗的国度，几千年来流传的诗歌不但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20世纪初新文学兴起以后，传统诗歌（为了与白话诗或曰新诗区别开来，一般被称作旧体诗词）就逐渐没落，虽然仍然不乏爱好者（就作者数量而言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可惜作品数量虽多，质量却很难保证，其整体的创作水准显然在严重下滑。如何继承和发扬旧体诗词这种优秀文化，是值得当代诗人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一、 技术与反技术：诗词创作之没落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者，当今旧体诗词创作没落，论内在原因当然要归咎于作者群。胡适曾说：“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1]各体文学大多都是起源于民间（当然也有例外，如赋、骈文和八股文就是纯粹的文人创作），这是因为“民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作者基数，所以从中能够经常产生新的东西。一般说来，民间文学的长处在于率真、鲜活，而缺点则在于浅俗，这个缺点一旦经过文人的改造，便能够达到某种合适的平衡，这就是“艺术”。而一旦文人投入过多，求“雅”的倾向便会越来越强，最终不免流于繁琐、造作，从而失去鲜活的本真——这就是“技术化”。诗由古体而格律化，便是“技术化”的最明显表现。有人说：“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2]，这段话也生动地说明了诗创作嬗变的技术化趋势。清末“同光体”“宋诗派”的出现，更是一次技术化的回光返照。一切思想和艺术，在其发生期和上升期，往往都是鲜活的，因为那是一种源乎天籁的简单人工，自有其直指人心的感发力量；而当这种内在感发的生命逐渐消磨之后，就必须依靠外在的形式技巧来继续其演???。诗词也正是如此，一旦到了必须用功力来雕琢、用学问来填充的时候，那就埋下了衰落的伏笔。所以王国维先生明确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3]这种技术化可谓是创作衰落的内在原因。 　　至于外在原因，则是主流文学批评左右了审美导向，这种导向反过来对创作产生消极影响。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创作兴盛则批评不兴，批评发达则创作衰落，某种文体繁荣的时代必然是其创作优于批评的时代。例如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但是诗学批评几乎付诸阙如；宋代诗学批评乃方兴未艾，而诗的创作成就即公认不如唐代；词的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但词学批评也多是片言只语，而一自词学批评兴起，词之创作便也滑坡了。所以可以说，批评的兴盛与创作的衰落是互为因果的。就作家个人而言，批评与创作难以兼擅，这在文学史上也可谓众所周知。因为旧体诗词的创作更多依赖感性的传达，文学批评则更多借助理性的思辨，而过分的理性无疑会对感性的文学创作造成戕害。因为愈是到后来，作者、读者对前代作品的阅读（接受）愈多，对已有的文学批评就会产生赞成或反对的意识，头脑中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想要靠近或远离某种标准的倾向，因而在创作之前就先有了种种束缚，这就是批评对创作的隐性制约。这样一旦某种主流的审美导向形成，必然对创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当今的旧体诗词创作现状而言，近现代以来主流的审美意识难辞其咎。在现代的文学史中，艺术变成技术是一种公认的堕落，这就引起了认识上的一种理性的反动，导致矫枉过正地抛弃技术。实际上完全否定技术也无法达到真正的艺术，由于对技术化弊病的夸大而产生“反技术化”的导向，实在是过犹不及。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教育实际上割裂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片面强调前者，造成审美导向上产生了相当的偏差。说诗则去典雅化，强调通俗性、人民性、阶级性等等，词则推崇所谓“豪放”风格，这就造成很多作者率尔操觚、粗豪叫嚣、不顾格律的恶习，其余风至今尚未消歇。这种对技术的忽视当然会引起新的问题。从实践结果来看，上世纪的“工农兵诗词”，到如今的“老干体”，都可谓是“反技术化”的典型案例。这类旧体诗词，技术层面尚且不能过关，又遑论艺术？ 　　当今高校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加剧了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现代学术界对待旧体诗歌有所谓“新派”和“旧派”之分，“旧派”与晚近以来的诗词名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且本人也可称作手，其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常关注诗词之本身，而且特别重视创作之传承，如龙榆生、夏承焘等人；“新派”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