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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帖学价值范式确立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卓荦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也同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一个自清代碑学以来难得的书史机遇。 　　清代的笼罩性影响，使得整个近现代书法史都处于碑学的整体笼罩之下，碑学对帖学的贬抑使人们形成一个帖学失效的集体无意识，似乎帖学只能是碑学的附庸，只能在碑学的范式内提供有限的资源，而任何帖学独立范式的重建都会被视作复古的企图，这种深层心理牢固地支配着现当代书家，造成一种偏狭心理，以至在当代某些书家心底，帖学仍是保守的象征，因而提倡帖学就是对创新和多元主义的背叛，似乎多元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同，只有碑学和民间化价值取向才符合创新与多元主义的题旨。 　　这当然不能不说是对帖学历史的误读。事实上，帖学的衰败并不是由帖学自身造成的，碑学所强加给帖学的种种罪责并不能由帖学本身负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治，并以赵、董作为官方帖学的最高范式，最终消解了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魏晋“二王”之后又臻至一新的高峰，而整个近现代帖学史也将重写，同时，清代碑学取代帖学的历史也将重写。 　　从这样一种历史谱系的重读，我们对帖学的认识将会获得一个长时段的新的历史眼光。同时也将会使我们从碑学范式的即时性释读中走出。毕竟碑学的历史是非常短的，从乾嘉至当代，也只有二百年历史。我们为何不能走出碑学的遮蔽误读而开创新的帖学视野呢？难道帖学将被裁定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历史地位吗？ 　　碑学的历史已然作出否定性回答。碑学的危机正是依靠帖学得以化解。当碑学由于邓石如、陶濬宣、李瑞清、曾熙等的片面化强调而以北碑为惟一正宗，从而导致帖学全面衰微，以至京朝士大夫皆不谙行书，连书信都施以正楷之际，恰恰是帖学的重新引入碑学，才得以挽碑学危机狂澜于既倒。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走得无不是碑帖结合之路。碑学以极端性立身，而以圆融性求得变通。清末民初以降，以北碑为唯一正宗的碑学观念已被降解，碑帖融合成书家的普遍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碑帖对立的观念愈加淡化，但不容回避的是，后碑学所导致的民间化书法取向和风格至上的唯意志主义风气的光大遍至，使倾向于视觉造型的碑学相比于帖学仍处于压倒的优势，从而也使得帖学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书坛风格主义处于鼎盛时期，造型取代笔法成为当代书法价值的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书法的空心化。风格的泛滥导致当代书法无力在有难度的书法史这一层面确立自身的价值，以至有论者不无深刻地指出，当代书法是一个无法的时代，而典型标志就是笔法的沦丧。 　　而这一切无疑与近现代以来长期对帖学的漠视和贬抑有关。对帖学的忽视导致当代书法的平面化延展，无力将当代书法提升到超越性层面，也正是在这一书法背景下，反思碑学与重估碑学价值便构成当代书法的学理化转换。有理由相信，这与权利话语的递交无关，而是当代书法史的本体自律，即使有很多书家对此怀有歧解也罢。 　　张旭光的帖学实践与帖学倡导，显示出当代帖学向经典回归的努力，但这种回归并不是保守主义的，而是在沉入经典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在更宏大的书史维度上谋求当代书法的价值坐标。就如他所言，没有文化的书法永远不是书法，这种书法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在当代书法的大众化喧嚣中久已丧失的。 　　我认为在当代帖学转换中有三种帖学解经模式并存。一种是以学院化形式视觉分析与民间书法结合模式；另一种是以单元训练和写实临摹为主旨的帖学模式；再一种是以传统笔法破译为旨归的帖学模式。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对当代帖学的创新具有开拓意义，并对新帖学的建构具有推动性作用，但问题在于，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过于关注帖学本身，而没有将帖学创作主体与当代书法审美精神建构相整合。张旭光写意帖学观念的提出和新帖学释读模式的出现为当代帖学的转换建立起一个生长点。 　　张旭光是当代书坛以入古著称的人物。对“二王”书法的深入研悟，给他带来双重命运。一是对魏晋“二王”的深入洞悉，把握使他具有傲人的资本，但同时紧接下来又使其面临巨大的创作压力。帖学的经典范式笼罩使任何一个想在帖学领域获得创造性表现的书家都无法不感到沉重。但帖学历史表明，帖学除去维持书史发展动力的核心价值外，其创造性价值始终表现在自身的不断超越性建构中。 　　无论如何，张旭光写意帖学的提出和倡导都使他建立起一个价值坐标。这个坐标的当代意义虽然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就个体价值而言，却使他拥有了与现当代帖学大家迥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书史基点，并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当代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