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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梅兰芳新剧创作 　　[摘要]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他不仅在演出实践上面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而且在戏曲的表演的改革与创新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梅兰芳出演过时装新戏、古装新戏以及传统戏曲，跨越多个潮流阶段的艺术创作生涯，使得他对于不同艺术的融合的体悟更有实践价值。 　　[关键词] 梅兰芳戏曲改良新剧 　　在梅兰芳的艺术生涯中，1913年和1914年两次赴上海演出，深受摩登大都市上海的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启发，从而开始一边对传统戏剧进行革新创造，一边编演时装戏。又分别于1919年4月、1924年10月两次访日演出，1922年10月访港演出，1930年访美演出，使得梅兰芳对境外的文化氛围和艺术创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并据此进行改进创新。纵观梅兰芳的整个艺术生涯，始终都处在一种文化和艺术的交融之中——艺术即生活。 　　我国新剧[1]的萌芽始于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爱好戏剧的学生编演的戏剧，这些戏剧在表演上多“以道白为主，基本上不用唱腔；有时虽然也唱几句，但不是戏曲中那种严格正规的唱腔。”[2]在题材上多选择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练新兵、破迷信、禁烟赌、戒盲婚、嘲私塾[3]源于现实生活的真实事件。虽然具有一定革新意义和批判倾向，但是基本上未能跳出传统戏曲的窠臼。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革命的蓬勃发展，致力于戏剧改革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途径。中国话剧的形成是以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为标志，此剧借鉴西方戏剧[4]的表演技巧，“无论从内容、从形式、从技术上说，都有相当的成功，给当时的观众以及后来剧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5]。除了春柳社排演的反映民族觉醒和反抗压迫的《黑奴吁天录》、歌颂法国拿破仑时期的革命者的《热血》，还有原春阳社的王钟明和刘艺舟排演的宣传革命和讽刺反动者的《宦海潮》、《张汶祥刺马》、《孽海花》、《官场现形记》等。话剧的诞生从戏剧的价值观、戏剧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表现形态等四个方面促使中国戏剧摆脱了传统的束缚。 　　如果说戏曲改良运动仅仅在观念上对传统戏曲起到了一定的触动作用，那么新剧革命则对戏曲不论是观念还是实践上都对戏曲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一方面是为了话剧在内容和形式上适应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迎合了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逐渐与世界其他国家接轨的娱乐口味。随着1913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孙中山兴师讨袁失败，资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时期，以宣传革命为精神支柱的早期话剧运动也趋于衰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现代话剧也应运而生，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相继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废除旧戏曲，以具有新形式、新观念、新方法的西洋戏剧代之的主张。他们的主张虽然是过于激进的全盘否定了传统戏曲，但是对于配合“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梅兰芳的新剧探索是在中国早期话剧和现代话剧没落与兴起的交替过程当中。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初次演出，是他“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6]。这个“重要关键”既有梅兰芳在戏剧界的地位的确立，也有上海这个作为中国最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带给他的与北京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演出结束之后，梅兰芳在上海各大戏馆实地考察，处处感觉受到上海与北京的不同：舞台布景的不同、灯光的不同、戏馆风俗的不同等等。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剧场——上海新舞台。梅兰芳从上海回来之后，便开始着手筹备新剧的排演，他的第一出时装新戏是《孽海波澜》。随后梅兰芳一边演出昆曲戏，一边排演新戏。按照服装的差异可以分为四类：穿老戏服的新戏，如《牢狱鸳鸯》；穿时装的新戏，如《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自创古装新戏，如《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昆曲，如《思凡》、《春香闹学》、《佳期拷红》、《惊丑》、《前亲》、《逼婚》、《后亲》[7]。梅兰芳认为艺术是没有新旧之分的，任何时代的艺术的糟粕部分都应该抛弃，而精华部分不仅要保存下来，还有仔细分析研究它的优点，以便进一步的推陈出新。梅兰芳的新戏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首先是在剧本取材方面。梅兰芳的第一出新剧《孽海波澜》就选取北京一个开妓院的恶霸，逼良为娼，虐待妓女的时事改编而成。《牢狱鸳鸯》讲述的是一对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差点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糊涂县官的审判而断送了终身幸福，幸逢清廉巡按的明察秋毫而得以平冤，最后幸福团圆。这是一个俗套的老故事，但是因为针对在民国四年前后的包办婚姻和异常黑暗官场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宦海潮》讲述的是三个换帖兄弟在官场上尔虞我诈，在生活中强占兄弟之妻的人面兽心的故事。《邓霞姑》叙述的是旧社会里的具有婚姻觉醒意识的女子同恶势力的艰苦斗争。《一缕麻》改编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