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docVIP

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它所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极其重要，如何保护它的完好，保护它不落入敌手也成为一项重要使命。 　　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选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为保护“中央文库”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上海市档案馆研究人员薰婷婷与我们一起去追忆那些在腥风血雨中磨砺出的不屈灵魂。 　　张唯一：第一任保管人老成持重 　　江宁路673弄文余里10号，年轻持重的“张老太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江宁路673弄文余里10号（原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这里曾是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也是“中央文库”的最初秘密保管处。当时，“中央文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保管，随同党中央办公，那里邻里环境相对比较安全，党的领导人常去那儿阅读文件。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因其办事沉稳，老成持重，代号尊称“张老太爷”。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风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中央文库”陷入危机。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部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张唯一的家中），借此躲过一劫。而中央特科保管的那批档案也已被销毁，总算未落敌手。经此一险，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为人：第二任保管员曾受尽严刑拷打 　　西康路560弄合兴坊15号，吃不饱饭的木材行老板 　　1932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撤离上海，再加上张唯一工作变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员陈为人手里。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其妻子韩慧英也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在当时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 　　为安全起见，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一直是单线的，由韩慧英负责与张唯一进行联系。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马上转移了中央文库，他化名为张慧生，化装为有钱的木材行老板，租下了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的二层小楼，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艰辛生活。 　　由于在当时很多出租房子的都要求租房人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以每月租金30块银元的高价，租下了这个不要铺保的二层小楼。而这每个月的30银元，对当时失去组织联系，断绝经费来源的陈为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而为了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陈为人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有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