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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稳增长投资动力 　　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驾马车”中，中国经济能够取得高增长的动力源是投资，它决定了消费和出口增长率。 　　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就是说，不能用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的工业发达国家为标准来评价人均GDP仅为5000美元的中国投资增长率高还是低，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三大需求的合理比例。各个国家的国情有差异，发展阶段也不同，工业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囊括所有国家生产与消费结构具有相似比例的统一观点。 　　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也是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腾飞时期。所以，2013年能否实现经济较为快速增长除了拉动内需消费之外，可能依然需要重视投资的作用。 　　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趋势 　　资本积累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是产业技术创新率和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一条扁担的运输量不如一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的装载量不及一辆汽车，而一辆载重卡车的行驶距离远不如一架飞机。以此计算，中国的资本积累量尚未完成从自行车向汽车时代的过渡，更需要加快步伐迈向飞机时代。 　　不少证据表明，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如何度量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呢？其一，2010年的中国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1/ 8，导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仅为美国的1/ 8，同时说明中国制造业保持一个高的投资增长率是缩小与美国生产率差距的必经步骤。其二，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率要高于原有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可以合理地假设，2009~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质量要比2003~2008年高。 　　最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行业是化学工业、制药业、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电气设备制造业，其增长率在30%~50%之间，比制造业平均值高得多，隐含着“资本深化”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有不少人经常引用美国生产总值中的三大需求比例来论证中国应当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述的工业化时期增长核算的美国例子则给出了经典的经济学解释：资本形成和技术变迁要占??长源泉的47%，再一个就是劳动力数量增长占32%和人均教育水平提高要占14%，这四大因素合计达到93%。 　　而一个客观事实是，今天美国人均资本存量要超过欧洲，日本人均资本存量也要超过韩国，韩国则超过中国。因此，技术内生化要求有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增长率，才会有更高的知识创造率。人均资本存量越高，意味着增长率才有可能转向一个不断提高的轨道。如果没有资本投入的持续增加，产出增长率也就不可能提高。 　　事实本身是客观的，争议只是不同的解释，非工业化派指责又一次的产能过剩，笔者则看到了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趋势。 　　中国工业化的决心绝对不能动摇 　　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是坚持工业化道路还是非工业化？是去产能还是增产能？ 　　最近一段时间，各种观点迭起：比如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比较低是因为资本密度比服务业更高，由于服务业的劳动报酬比制造业要高得多，那么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从服务业发展中获益。实际数据并不能得出以上的观点：2003~2008年间，制造业人均工资提高1. 9倍，住宿和餐饮业提高1. 5倍，居民服务业提高1. 6倍。还有观点认为，服务业中的高工资部门是银行、保险、通信等国有企业的垄断结果，并不是效率的体现。 　　在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多的非工业化气味时，笔者担心人均制造业资本存量极低的中国一旦放下工业革命的伟大旗帜，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服务业的就业增加和人均工资收入的持续上升，更不会是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而是沉沦到“自我服务消费的低循环水平”泥沼中。真到了那个阶段，整个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工资水平原地踱步，经济才真正走向了衰落。 　　如果说现在的制造业工资水平不高，其真实原因是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尚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那么，正确的因果答案是提高资本积累率，而不是调低制造业资本积累率的增长率，更不能得出制造业发展基本到顶的断言。 　　为此，我们需要对主要经济大国的制造业产出的全球比重做一个简洁的对比，以明是非。 　　以2009年为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五国集团”人口是6. 42亿，占全球的9. 48%，其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42%；1990年的产值比重达到61%。中国的全球人口比重接近20%，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19%，还没有与人口比重相同就达到顶点了？ 　　既然“五国集团”以9. 5%的人口比重拥有60%或40%以上的全球制造业产能，为什么中国以20%的全球人口不能够创造30%或40%的全球制造业产值呢？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大国会听信他国的劝说而停下或放慢工业化的步伐：德国超过英国，美国超过英国和德国，日本超过德国是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