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梁启超面前,我看清了自己过去.docVIP

站在梁启超面前,我看清了自己过去 　　“我在写梁启超的时候，虽然没有写我，但我在写的过程中要不断纠结，我要不断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比如革命，我必须得做出回答我才能往下写。他让我没法回避这些问题。” 　　“小时候老会遗憾，我们没有赶上战争年代，我们看《红孩子》，人家那么小就参加革命，搞地下斗争。我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文革’来了，我们可兴奋了，整天不回家满街疯跑，发传单，贴大字报。你觉得激情澎湃……” 　　解玺璋1953年生于北京，“文革”时因为家庭出身“还可以”，“还有去社会上疯的机会。”“革命很容易唤起一种诗意的想象。小时候的那种情绪，这些沉淀下来会影响对事物的看法。”13岁到23岁，解玺璋在“这个思想形成的阶段，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而“那些灌输给来的东西，那时已经内化成为自己的情感了，比如我们那一代人唱红歌的情绪就是不一样的。” 　　但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来临后，解玺璋的青春“基本被截断了”。“改革开放后，我们那年代的事基本都不提了，等于闲置在一个地方，当然它时不时地还会冒出来影响你。” 　　这种自我很难察觉到的影响，后来渐渐成为了解玺璋的精神负担。等到他自觉地正视并系统反思这份负担，已经是在2012年写完《梁启超传》之后，而他逐步认识这份负担，则始于他初中之后去工厂的那几年里。 　　“我19岁进化工厂，迷上了古典文学。历史笔记我也特别喜欢看。那段时间姚雪垠拿着《李自成》的第二卷来我们工厂征求意见（那时讲究向工人征求意见），我为了给他提意见，看了很多明史的书。”解玺璋那时候还看一些古典治学的书籍，“我就有意识模仿他们的治学方法来要求自己。我那时就比较善于自学，我给自己定的计划都是很详细的，每周要看多少页书，要写多少笔记，一个月要完成什么，计划得很完整。” 　　工厂的这段时间里，解玺璋有了“学者式的工作生活的向往”，后来他在恢复高考第一年报考了北大相关专业，但是没有考上，次年他进入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从此开始了他30多年编辑记者的职业生涯。他去年的一篇针对小说《女记者》的书评中，有感???发地提到： 　　“我读这本小说，始终感觉作者就活跃在眼前，看她快乐，看她伤心，看她焦虑，看她失落，但她又很少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负担……” 　　多少年后，写梁启超，解玺璋有意识地往他最早向往的学者式生活靠拢，并且充分反思了他有负担的过去。 　　梁启超时常被后人诟病为“反复无常”，（他被扣上的帽子也很多，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和反革命派。）面对他的变化，有些地方解玺璋有抵触，但通过研究和梳理，他也渐渐对梁启超有了理解和接受，知道他在一个大环境下的行为依据，同时他也看到了“文革”时期的自己。 　　“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看问题会站在低层社会的立场上，这个并不错，但是如果你把它推向极端，那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文革”以阶级划线这种。其实我们现在看问题就应该从两方面去看，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同时也要有一个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梁启超最早的时候也是挺激烈的，他在1900年这个时期，刚逃到日本的时候他是主张革命、破坏的，后来有了新的认识，他很警惕，就是我们不要带来法国革命对社会的危害，法国革命后，有80多年社会一直处于动乱时期，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灾难。这些我们原来都没考虑过。”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一度倾向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对此，康有为不以为然，屡次责备他，还有过很激烈的争吵。其后，梁启超赴美考察，得出美国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转而鼓吹君主立宪，这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精神特征，也被他写进1902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之中的主人公身上。”《新中国未来记》也是中国最早描绘“万国博览会”的小说，后来的一系列小说都做过类似描写，表达了一种对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向往。“万国博览会”的概念，等同于现在的世博会。 　　落实到写作上，解玺璋首创了一种立传方式。“我把传主的生命历程作为纵轴，也就是经度，划分为外出求学之前、戊戌去国之前、民国成立之前、旅欧考察之前和旅欧考察之后5个阶段，再从各个阶段延伸出传主的横向坐标，即在每个阶段找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其中有些人物关系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互相之间交错、牵连或纠缠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纵横搭配、经纬分明的网状结构，比较充分地展现了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及其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在众多人物的映照下，呈现了梁启超多层次、多面相的人格与性格。” 　　通过这种写作形式，解玺璋对很多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认识，在书中，他写了徐志摩。“我以前不喜欢他，有点片面地认为他有点虚浮。通过写，确实重新认识很多人。”而徐志摩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映衬了梁启超。梁启超作为徐志摩后来和有夫之妇陆小曼的证婚人时，为了担心徐志摩“将来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