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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道德裁判”影响分析 　　摘 要：网络的崛起和民众自主的增强，使得网络舆情沸腾，由此衍生而来的“网络道德裁判”行为时有发生，并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以近年来发生的“网络道德裁判”现象为例，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剖析，试图以辩证的视角解读其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关键词：网络道德裁判；辩证视角；现实影响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2-0028-02 　　网络道德裁判是指：网民基于对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的维护，针对某一问题在网络上展开讨论，并对事件相关者进行或褒或贬的评价，促使道德失范者回归道德底线，从而达到自发地构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目的。 　　近年来，网络已越来越成为我国舆情的重要策源地。王石捐款门、邓玉娇事件、“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事件，当这些个案和网络接轨，在网民的积极参与下，就会迅速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舆论，进而演变成全国性的热点事件。广大网民对于这类“特殊”的事件，表现出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并常以社会道德的“卫道士”身份出现，对事件相关人进行或褒或贬的“道德裁判”。时下，网络“道德裁判”现象屡见不鲜，并对我们的网上网下生活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网络道德裁判的特点 　　较之于现实的道德裁判，网络道德裁判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主体的海量性与隐匿性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以往舆论传播的格局，其自由、双向乃至多维沟通的特点大大降低了民众“发声”的门槛。在我国网民数量已超5亿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正逐步成为一种全民化的舆论工具，人人都可能是道德裁判的参与者。 　　另外，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网民大都藏匿在自身ID下表达观点发表评论，因此在庞大的参与者中很难追溯他们的真实身份，相较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裁判”，网络“道德裁判”主体具有隐匿性。 　　（二）标准的单一化与观点的片面化 　　在裁判中，道德是唯一标准，且裁判者对于受审者的道德要求大都呈现出了高标准的态势，当事人本该拥有的合法权益往往被无视。例如，汶川地震中王石的“捐款门”事件，由于其“200万???个适当的数额”言论，遭到了诸多网民的“道德申讨”，迫使王石为微博言论道歉，并做出捐款1亿的决定。这场看似正义的“道德讨伐”，使王石的言论表达权以及财物的自主处理权被剥夺，“无限拔高”的道德战胜了“人权”。 　　此外，网络道德裁判还具有片面化的特点。事件发生后，在事实真相还有待查证的情况下，网民往往依据一些未被证实的信息或单方面的言论，对整个事件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尤其是事件本身涉及到官与民、穷与富的冲突时，网络舆论会毫不犹豫地裁定权利方和财富方有罪，这样的裁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三）传播范围的无限性 　　网络传播的快捷性与广泛性造就了其影响范围的无限性。当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出现，网民会迅速反应，通过各种渠道对事件利益相关者进行“道德裁判”，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其关注度不断提升。从这一点来说，网络道德裁判的传播广度和速度都是无限的。此外，再加上网络信息可复制、可链接的特点，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对于事件当事人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二、网络“道德裁判”的影响分析 　　（一）积极影响 　　1.“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媒体在道德监督上的缺位，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管。特别是在传统媒体独占话语权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的诉求得不到表达。 　　互联网的普及给予了大众一个能够自主行使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网络道德裁判”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闵大洪学者所说，“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而网络论坛这类互联网功能，则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1]。2009年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案发后第三天，该事件最先刊登于《长江商报》，后经各媒体大量转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但在5月29日传统媒体突然消音。此时，大量网民介入，使得事件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形成了巨大的民意潮。此后，传统媒体顺势回归，国家权力机关也采取了顺应民意的判决——涉案官员被开除公职和党籍，邓玉娇被改判为“防卫过当”。 　　在此类案件中，网民基于对社会公正的维护，挥舞正义之剑，对“弱势方”施以援手，对违法或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谴责，有利于公众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从长期效果来看，公共舆论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2.有效监督，帮助政府提升执政能力。网络的勃兴和网民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越来越行之有效，一些权力腐败行为不断被曝光于网络。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做到公开、高效执法，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如在“杭州飙车案”中，杭州警方未经证实就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