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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欣和他《归途列车》 　　春寒料峭的火车站，广场上行色匆匆的旅人，几无立锥之地的列车车厢，车厢里人们急切而落寞的眼神…… 　　这是大部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春运场景。在花去整整三年时间后，年轻导演范立欣将这一幕幕场景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诞生了一部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 　　2012年国庆长假期间，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在美国揭晓，由范立欣执导的《归途列车》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这不是这部影片首次获奖。2009年，《归途列车》甫一面世就摘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长纪录片奖；2010年又获第53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 　　近年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在国家雄厚资金及电视台的支持下，先后推出了《故宫》、《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等影响广泛的电视纪录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数的独立纪录片缺钱、缺人、难播出、难发行。广大电影院线几乎长期与纪录片绝缘，至于独立纪录片，走进院线公开上映更几无可能。 　　范立欣的《归途列车》却是其中极少的幸运儿之一，罕见地成功拿到国家广电总局公映许可证“龙标”，先后在近20个城市公映。 　　获得艾美奖后不久，范立欣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他说，纪录片在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一直很缺钱 　　2006年，青年导演范立欣通过中央电视台《纪实》栏目获得3万多元的资金支持，拍摄“春运”题材短片，拍完后在央视播出。 　　在拍摄过程中，范立欣认识了老张一家，他有了把老张一家的故事记录下来的强烈冲动。要实现这个想法，3万元不够。范立欣自筹了近30万元，支撑了其后一年半的拍摄。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近一年时间里，他请的团队拿不到工资，只好找来哥哥充任录音师以降低开支。 　　找钱，成了范立欣当时主要的工作。 　　2008年，他跑到在广州举行的纪录片电影节，找到某电影厂商谈影片的国际预售。开始一切顺利，但厂方要求获得所有国际版权的一半，范立欣难以接受。谈崩的那一刻，范立欣坐在该影厂一位处长的办公室一时失态，竟失声痛哭。那位处长深受触动，决定??人借给范立欣30万，才使拍摄得以继续。 　　这几乎是所有国内独立纪录片都曾遭遇过的窘境。 　　据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国外，国家的艺术和电影基金、公共和私人电视台、私人基金会，这三者是支撑纪录片拍摄的主要经济来源；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国家基金大多流向主旋律题材影片，电视台资源内部把持，偶有对外资助独立导演，但资金数额不大；至于私人基金会，国内仅有少数几个，很难满足独立纪录片庞大的资金需求。 　　范立欣最终还是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国外的纪录片制片体系。他将《归途列车》的拍摄提案和片花提交给加拿大的一家纪录片专业发行公司，在国际电影节进行预售，筹到100万美元的拍摄基金。 　　这100万美元并非由一国政府或一家电视台独立支持。据了解，在国外，纪录片多采取预售制，先由导演提供片花和提案供来自各国各电视台的制片人审核，最后由多方联合买下影片的播放版权。 　　据范立欣介绍，他获得的100万美元由加拿大政府和数十家电视台分摊，各自所占金额从2万到15万美元不等。这种“联合制作”模式将风险分摊，一方面使得各家电视台通过数额较小的资金投入买到片源，另一方面可以让纪录片拍摄获得较大数额的资金支持。 　　目前，类似模式在国内还很鲜见，各电视台之间少有合作。范立欣说，在国内常常见到的情况是，10家电视台各自拿3万元拍出10部农民工题材的纪录片，往往导致节目制作水平粗糙，同质化严重。 　　“一城一映” 　　2003年，刚出校门的范立欣和导演陈为军曾制作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一部艾滋病题材的纪实类纪录片，制作完成后因“题材敏感”，仅在小圈子内播放。范立欣不想让《归途列车》重复类似的命运，在成功拿到国家广电总局“龙标”之后，他开始极力推动《归途列车》进入国内院线。 　　按照惯例，国内电影发行一般交由发行公司负责，发行成本往往过百万。这对纪录片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近年来，成功登陆院线的国产纪录片《圆明园》、《筑梦2008》等，无一不是依托政府背景，并非简单的市场行为。 　　范立欣没有政府托底，争取到的唯一一笔发行基金是来自国外圣丹斯电影节的1万美元。不得已，他选择了一种最原始的做法。他自己背着拷贝，拖着行李箱，住快捷酒店，跳过发行公司，直接跑到各个城市与各地院线洽谈，一个城市选择一家电影院放映，自行联系当地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宣传推广。 　　这就是范立欣所谓的“一城一映”模式。范立欣介绍，他曾经连着9天跑了9个城市，最终先后在19个城市成功上映。影片票房虽谈不上好，但也没有遭遇太多尴尬。在纪录片观影需求庞大的北京，《归途列车》甚至在MOMA当代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