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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地力量与期盼 　　 　　关中麦田 　　西北地区从来都不是贫穷落后的地区，秦国就是以关中平原的丰富物产为基础才统一全国的，关中平原在秦汉时期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位于关中的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曾经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现在西北蕴藏的丰富能源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抗战期间，北平、天津的一批高校迁入西北，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对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不争之事实。然而，广袤的西北大地以其辽阔的幅员、悠久深厚的文化、丰富的资源，给中国的高等教育输入了独特的营养，使这批由平、津内迁来的高校，逐渐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科研和教育风格，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正如方光华教授所言，西北联大的内迁，在改变高等教育格局的同时，也“接了地气”，具有了另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而且，西北大地这种雄浑的力量，将在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从事后的效果来看，平、津地区高校内迁，对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高校内迁的最迫切动机当然不是为西北地区发展教育，而是“避难”。原来的驻地已遭日寇铁蹄的践踏，充满爱国心的高校师生绝不愿在侵略者的奴役下苟活，所以，选择了内迁之路。辽阔的西北敞开了他博大的怀抱，接纳了这批“逃难者”，自觉地承担起抗战大后方的职责。正是有了这个辽阔的后方，中国的抗战才能坚持下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文脉”才能保存下来。西北大地对抗战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不仅接纳了一大批流亡来的学校、学生，接纳一批内迁来的工业企业，是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军事后勤补给基地，还涵养着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着的人民军队的首脑机关，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有过进一步西迁的打算。1938年12月，在抗战形势严峻的时候，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胡庶华曾给新疆省长盛世才致电，建议他准备好接纳战时难民和学校的准备，并在必要时接纳国民政府，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作为战时首???。这种公开发出的建议，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政府决策层对西北地区的依赖。 　　 2 　　对这些内迁的高校来讲，西北大地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对他们的拥抱与接纳上，而且还表现在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学术研究对象和深厚独特的研究资源，从而奠定了这批高校全新的科研和教学特色。 　　在历史上，西北绝非落后地区，这里曾孕育出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周、秦、汉、唐，创造出最为先进灿烂的古代文明，那时有名扬世界的繁华都市，有物产丰盈的广阔田野，有花团锦簇的典章诗赋，与贫困、落后这些词汇是沾不上边的。只是在宋代以后，因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东移，西北地区的地位才逐渐下降的。但是，辉煌的历史为西北地区积累下了丰厚的文化传统，辽阔的大地所蕴藏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西北地区在现代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物质基础。 　　我们注意到了内迁高校的教授们学术研究内容的变化。尽管内迁之前，北平的一少部分教授就开始以西北为研究对象，如黄文弼教授在新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但绝大多数教授的研究方向都是更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内迁西北之后，大概在一年左右时间，这些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内容发生了一种集体转向：几乎各学科都以西北地区问题为研究对象，突出的表现是在地质学、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诸方面，都出现了一批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专著。地质学方面有张伯声教授的《陕西砂金》，殷祖英教授的《新疆及额济纳地理考察报告》（当时地理地质不分家，合为同一个系，殷祖英教授的考察报告不仅谈及了西北边疆的物产等地理问题，也涉及了油矿资源等地质问题），西北工学院的老师完成了陕南煤矿的勘测；生物学、气候学方面的有刘慎鄂、薜贻源的《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殷祖英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等；地理学方面最多，如殷祖英教授的《从地理上认识西北》，王钧衡的《甘肃境内黄河航运的地理根据》，卢惠如、黄绍鸣《南郑商业地理之研究》等，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深入到县域经济这样具体的问题；历史考古方面，在汉中对张骞墓的发掘，汉中小南海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以及对新疆地区持续的考古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黎锦熙教授对西北地方志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现代方志学研究理论；在民族学方面，李式金教授对西藏、青海、川康喇嘛教的研究，杨兆钧教授对青海撒拉族文化的研究，都有在该领域的开拓之功。这些研究成为日后西北高校的一个学术特点，如今西北诸高校的强势学科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教育学与那时奠定的研究基础有紧密的关联。因为这些学问都是实证性的学问，离开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无法发展。到了西北，教授只能就近寻找研究对象，提出研究课题，所以才造成了学术研究内容的“西北转向”现象。当然，也是西北地区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资源才能支撑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