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敏戏剧观念人文特色.docVIP

陈恭敏戏剧观念人文特色 　　［摘 要］陈恭敏是中国当代戏剧批评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关于《布谷鸟又叫了》、陈白露形象的悲剧实质和戏剧观问题的论争文章表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对此加以研究与弘扬，对当今的戏剧创作和评论都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个性解放 悲悯心态 心灵探索 　　陈恭敏先生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的长者。他在剧院工作近30年，是专业编剧；“文革”中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当教师；1978年《戏剧艺术》创办，他任主编；80年代初，他又被选拔到领导岗位，当了戏剧学院的院长。除以上角色外，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戏剧理论家。在田本相先生主编的《中国戏剧论辩》中，第十二章“关于‘第四种剧本’的争论”，第二十章“戏剧观的论争”和第二十二章“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曹禺及其主要剧作的论争”中，不但都留下了陈恭敏在上述三次论争中的观点，当年正是他主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观念才引发的论争，而且他是这三次论争中的重要一方。特别是关于戏剧观的争论，在80年代初他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对戏剧观念的转变提出比较全面的分析论述。这些文章引起戏剧界广泛关注，一场持续二、三年的论争由此而起。他参与的其余两次论争，则分别围绕《布谷鸟又叫了》和《日出》这两个剧本展开，时间在50年代末。在笔者看来，陈恭敏在这两次论争中表达的观念与戏剧观讨论中的观点在人文关怀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将这些文章联系起来看，我们不但能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同时也反映出半个多世纪来我国戏剧工作者对于戏剧精神向度与不懈追求的历史印记。 　　一 　　对于《布谷鸟又叫了》的讨论，田本相先生在《中国戏剧论辩》中将其归于关于“第四种剧本”的争论。所谓“第四种剧本”，就是指这些剧本描写了工、农、兵之外的题材。这一说法源自黎弘（即戏剧家刘川）1959年6月11日发表于《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第四种剧本——评》。文章认为“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这三种剧本的写作也基本遵循这样的模式：“工人剧本：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军事斗争”。作者呼吁剧作家可以创作表现“工农兵”之外的“第四种剧本”，打破“斗争”的描写模式，突破任务描写的老框框，不以人物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地位确定人物的思想，而是深入到现实生活，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活生生的人物。黎弘认为，《布谷鸟又叫了》就是写出真实的“人”的“第四种剧本”，所以是值得赞赏的。 　　《布谷鸟又叫了》是四幕六场喜剧，编剧杨履方。剧本描写江南农村一个活泼美丽的姑娘童亚男，诚实的青年拖拉机手申小甲暗暗苦恋着她，存在封建残余思想的青年团干部王必好想得到她，但要把她关在“笼子”里过小日子。党支部书记方宝山只关心生产不关心人，致使“布谷鸟”蒙受冤屈，被王必好等人开除团籍，爱情上也经历波折跌宕。最后方宝山认识到自己“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很快就判断出谁是谁非，有力地支持童亚男，“布谷鸟”又叫了。《剧本》月刊1957年1月号发表该本子后，多地竞相演出，并改成戏曲、拍成电影，引起很大反响。 　　从上面简单介绍可知，作为“第四种剧本”的《布谷鸟又叫了》写的还是农民，题材没有越出工、农、兵的范围，只是写法上比较面对现实，不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将主要矛盾指向基层领导者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对长期困扰文坛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形成一定冲击。该剧演出受到观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剧本》月刊1958年第12期发表了“文痞”姚文元的《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一剧的一些不同意见》，对《布》剧展开严厉批评，认为该剧“首先在根本思想上，作品是缺少‘时代气息’的，没有反映出我们社会发展在那个时期的‘本质’”。另有一些人与姚文元操同一调门在《文艺报》发文，认为《布》剧“丑化了党的领导”，“把团的基层组织描绘得一团漆黑”，“歌颂了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等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恭敏写了《对一剧及其批评的探讨》，发表于《剧本》月刊1959年3月号，对姚文元等人提出反批评，认为《布》剧总体上可以肯定。对此，同样在《剧本》月刊上，姚文元于1960年6月抛出《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答陈恭敏同志》，姚将针对剧本的文艺批评变成针对个人的肆意攻击，以绍兴师爷刀笔吏的方法为陈恭敏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但陈恭敏并没有被吓倒，他于1962年4月写了致姚文元的公开信，针对姚的种种责难一一作了答复。但此文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才以《关于一封未刊出的公开信》为题发表。 　　陈恭敏先生在关于《布》剧的两篇文章中，对主角童亚男这一形象作了充分的肯定。同姚文元认为剧中的童亚男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恋爱至上者，把组织和集体当做封建势力在斗争不同，陈恭敏认为“童亚男在恋爱问题上和由恋爱纠葛所引起的和坏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