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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政策及其困境 　　一、前言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仿效苏共采行指令经济(command economy)体制〔1〕。中国金融体制因而与高度集中的指令经济体制相配套，国家计画是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银行信贷资金按国家生产及流通计画配置。政府支配银行全部经济剩余，并承担全部风险，其目的是建立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基础体系〔2〕。由于实行指令经济，大陆金融体制被视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的保管者，听从行政命令分配、调节资金，金融主管机关无独立行使的权利〔3〕。因此1950年至1970年代，大陆金融体系围绕指令经济体制运行，权力高度集中，金融机构向行政指令负责，完全忽视投资融资的效益和效率。 　　1979年起为了与改革开放政策配套，中国金融体制也相应调整改革。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发展，中国出现Ronald I.McKinnon所说的：政府对金融体制和金融活动干预过多，造成金融体系和经济效率低下现象，结果不但抑制金融体制发展，而且阻碍经济发展，造成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此即McKinnon所称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4〕。为此，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南巡指出：金融银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5〕。 　　为了搞好、搞活金融，发展经济，中国必须推动金融改革。本文主要讨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政策及其困境，讨论重点：一、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与改革历程；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三、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困境。 　　二、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与改革历程 　　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与改革历经四个阶段〔6〕：一、过渡阶段(1949-1952年)；二、大一统阶段(1953-1978年)；三、银行体制改革试点阶段(1978-1993年)；四、银行商业化改革阶段(1994年迄今)。 　　（一）过渡阶段(1949-1952年) 　　中共建立政权后，将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7〕。在全国普遍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并逐一合并各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由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公私合营银行和大量农村信用合作社共同组成的过性社会主义银行体系〔8〕。 　　（二）大一统阶段(1953-1978年) 　　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银行也相应按照苏联金融管理模式，过渡时期形成的多种金融机构合并为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交通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取消信用业务，只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幸存，但实际上已经中国人民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大一统的金融体制反映在金融业务上是：取消商业信用，一切信用集中在中国人民银行〔9〕。 　　（三）银行体制改革试点阶段(1979-1993年) 　　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经济改革开政策。1979年邓小平指出：现在对财政、银行，有很多反映。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银行制度不允许，一下子就卡死了。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卡得死死的，动都动不了，怎么行呢？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元的项目，那就必须慎重一点了，但是成千上万元的项目也有很快见效的，财政、银行应该支持，这样就活起来了。这不是个简单的财政集中分散的问题。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10〕。在此一思想指导之下，中国开始推动银行改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是惟一的银行，国有企业融资都依赖于财政拨款，人民银行遍布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各项资金的划拨。1979年2月至8月间此种单一银行体制开始改变，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三家专业银行先后恢复重建。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承办上述业务〔11〕。至此，中国人民银行管辖下的四大专业银行体系初步形成。然而，银行体系的初步建立，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银行扮演活化经济的功能仍然未能发挥，因此，1986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12〕。 　　1987年交通银行重组，其经营范围不受专业分工限制，机构设置不受行政区域约束，成为第一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银行，打破专业区隔的综合银行，设董、监事会，全国分行均是独立法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