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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元素及其与主题之间的关系 作者:梁君健 发布时间:2010-12-25 15:37 原出处:电视研究 　　虽然最早的人类学纪录片可以追溯到《北方的那努克》（1922年）——几乎与纪录片本身具有同样的历史长度，但是作为一种影像类型，人类学纪录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以被看做人类学家圈子内的游戏，他们将照片和录像作为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料与同行一起分享，借助影像手段进行记录以辅助文本上的研究。在这个阶段，人类学影像资料与其他的田野资料一样并未被当做独立的文本看待。让·鲁什等导演的努力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将人类学影像资料进行组织和剪辑，赋予其独立的纪录片的地位，观众也从人类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扩展为普通的电视电影观众，这些影像走出教学和研究的环境，开始在电影院和电视台播放。受众借助这些影片对多元的生活方式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获取较为深入的了解。 　　参照民族志“写文化”的定义，取得独立文本地位的人类学纪录片可以定义为用影像的方式对文化进行叙述，影片的主题与民族志文字作品一样，均是通过案例对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这些核心问题包括了文化的功能、意义和变迁，以及我们对待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应当采取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波及，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发起了一场对民族志修辞、叙事策略与学科关系的反思，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形式、文本与内容、主题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对特定文化进行描述的文本是否能够真正客观地、不偏离地反映出该文化的本来面貌和核心气质。这些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形态的影像文本也具有了人类学纪录片的某些特质和功能。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定义和研究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元素：第一，画面，包括纪录片的长镜头（长镜头在人类学纪录片中尤其被寄予了真实记录仪式过程的美好愿望）和手持风格的运用；第二，声音，包括了自述式的访谈、同期音乐和配乐；第三，叙事，主要考察影片中人物与行动，以及情节发展的方式。本文选取《毕摩纪》、《红谷子》和《和祖先一起唱歌》三部影片进行分析，不仅是因为这三部影片是近期拍摄的比较典型的人类学纪录片，更在于这三部影片能够代表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影视文本对影像元素的不同使用方式。 　　一 　　《毕摩纪》的影像风格带有浓厚的学院派特点，毕摩指我国少数民族彝族的祭司，对彝族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影片讲述了四川凉山彝族的三位毕摩的故事，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各有不同，一起组成了当代凉山彝族的文化和人类学叙事。在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然而，《毕摩纪》对于本文的研究价值更体现在影片中强烈的诗性，以及这种“浪漫主义色彩”会为表现文化的纪录片的主题表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影片所有的镜头几乎都是精心雕琢过的，从构图、光圈和色调上无不显示了精湛的摄影功底。导演杨蕊在介绍她的创作心路时，特别提到对色调和光线的主观建构。从创作的角度看，纪录片的手持拍摄能够更加方便地进行移动和跟踪，增强贴近和动态感，从而在观众和影片人物之间建立更加近距离的体验，符合纪录片现实主义的类型假设；相反，用三脚架进行的拍摄首先带来了稳定性，从而带来了进行长焦拍摄的可能性。从《毕摩纪》的实践来看，长焦镜头占据了影片镜头总数的绝大部分，在丧失贴近性的同时，长焦镜头的焦外效果带来了画面上的形式美感。由于空间上的距离和审美体验之间的相辅相成，因此影片从拍摄形式上强化了作者对文化美感的构建，作者通过镜头语言为“客观”的文化加入了“主观”的美学。 　　长镜头是纪录片常用的摄影手段，《毕摩纪》中的长镜头有不同于普通影片的使用方式。对于一般的纪录片来说，长镜头的优势在于对过程的记录和现场感、真实感的确立。该片中的长镜头则代表了另外一类使用方式，即通过长时间的凝视产生美感和象征意义。在技巧方面，《毕摩纪》的长镜头往往不使用现场声，而是与经文、音乐结合，一方面通过声音的连贯来达到剪辑的连贯，更重要的方面是通过景物来对文化进行象征的处理，进而表达影片作者所强调的浪漫与诗性。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招魂毕摩走在空旷的山地上，这个长镜头的背景声音是招魂毕摩讲述毕摩产生的史诗和传说，这段话并不是同期声而是在后期叠加到画面上的，与行路场景的结合象征了毕摩文化的传承和不息，类似的处理方式俯拾皆是。 　　从主题表达上看，这部影片最为违反人类学常识的地方在于作者对彝族语言并不通晓，很多时候现场拍摄的谈话在当时并不知道具体的谈论内容，往往根据谈话人的状态来选择是否录制，在后期翻译之后导演能够找到很多惊喜。这种独特的现场拍摄的“状态型”性的标准使影片对日常闲话进行了独特而深刻的表现。一般来说，纪录片中人物日常生活的闲谈如果不提供叙事线索和内容补充的话，几乎不会出现。正是作者对谈话状态的重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