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良学风需要体制保证.doc

有人把刚刚过去的2001年称为“诚信年”。的确，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弄虚作假行为已引起了人们对“诚信”的呼唤： 7月，高考作文以“诚信”为题；9月，在2001年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27家单位提出倡议，要求将每年9月19日定为“诚信日”；10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20字基本道德规范。 在向来被视为“净土”的科技界，同样不平静：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召开科学道德建设座谈会；8月，两家主要的全国性科技报纸——《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先后开辟专栏、发表报道，抨击科技界的浮躁风气和科学道德的缺失；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中国科协2001年学术年会致开幕词时对当前科技界普遍存在的浮躁之风提出了批评；1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出台。 对科技界的种种丑陋现象，有人称之为“浮躁风气”，有人称之为“学术腐败”，有人称之为“科学的失范现象”，还有人称之为“科研越轨”。其实，凡此种种，都可以概括为“诚信”的丧失，这也凸显出科学技术的信用危机。 现象触目惊心 中国自古即有“礼士”的传统，学者向来备受尊崇。卖官鬻爵，史有所载，但“状元”、“进士”的学衔并不见出卖的记录。士林也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修身之本。然而，近年来，学术领域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士林风气败坏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有人谓之“已逼近道德底线”。 “论文凭滑嘴、成果靠掺水，学术腐败令人痛心”，一家报纸曾这样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中“反对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反对学术上的浮躁浮夸之风；警惕和反对学霸作风；反对不属实的署名和侵占他人成果；在参与各种推荐、评审、鉴定、答辩和评奖等活动中，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实事求是、不徇私情”等项规定，也都切中了科技界的时弊。 多年从事学术打假活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总结了中国学界之怪现象：出版物低水平重复；制造学术泡沫，文章越发越多，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越来越厚；刊物越办越多，但学术质量、学术水准没有呈正比例提升；为了评职称，一些人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一些地方宣传部门的领导，有的尽管水平不怎么样，但也往往热衷于挂名主编各种各样的书，然后下文订购、推销，这些书大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抄袭剽窃；用权钱捞取学术职称、学术荣誉、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在学术职称评聘、学术奖项评审、科研基金与项目评定等环节中，存在着利用权力关系、垄断学术资源等现象。 此外，媒体和学人时有揭露的还有：自我复制的一文多发现象、论文挂名现象；一些海外学人以“报效祖国”的名义回国行骗；在商业广告中，在产品鉴定中，在资质评估中，一些专家、学者在物欲面前，坚守不住自己的科学良知和独立品格，成为一些人利用的“工具”……至于随意修改实验数据、有意拔高鉴定成果水平、论文中所列参考文献不全面等现象更是尽人皆知。 一位学者愤怒地指出：造假者越来越多，胆气越来越足，社会上鲜活的(丑态)这全有，论文敢抄，数据敢伪造，假论文敢发，整本书都敢掠为己有，名家的敢偷，洋人的敢剽，评奖方面更是乌烟瘴气，裙带关系，收贿送礼，近水楼台先得月，评奖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自己的著作评头奖……这一切使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面前黯然失色。” 2001年3月，世界著名科学杂志《自然》发表题为《中国的希望与浮夸》的评论，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追求金钱和地位的不良风气正在玷污一些著名研究机构的声誉。文章在许多学者中引起共鸣，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元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仔细阅读此文后，虽然个别用词、观点他不能赞同，但文中所提到的严重学风问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原因复杂多样 “祸莫大于无信”，“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信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和社会道德的基石。 道德是社会规范的底线，诚信首先应当是建立在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上。“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这样告诫我们。科学的本质在于认识客观世界，探求真理。为了探求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科学工作者必须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一切从客观情况出发，一切遵循严谨的逻辑推理，一切经过实践的检验。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家要讲职业道德，就必须以诚信为本，遵守社会公德，遵纪守法，不能搞伪科学，不能假借科学名义弄虚作假。 在任何社会里，精英人士都拥有较多的资源、较高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