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着20亿美元的14个国际风险基金的人.docVIP

掌控着20亿美元的14个国际风险基金是他，早在1966年就到美国硅谷学习电机工程，是时距芯片王国英特尔的诞生还有3年； 　　是他，最早把美式创业投资引进台湾，并把VentureCapital(原意为风险投资)一词译为中文“创业投资”； 　　是他，领导着102个人的团队，掌控着20亿美元的14个国际风险基金； 　　是他，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亚洲经济的复苏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五十位杰出领袖人物”之一，而他本人竟记不清入选的具体时间。他，就是美国汉鼎亚太(H＆QAsiaPacific)风险投资公司董事长徐大麟先生。见到徐博士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整天与钱打交道的人，他所做的事似乎距他的外型相差很远。在他身上，并没有一般商人通常能让人嗅出的“钱”的味道，而是一种近乎于艺术家的气质。儒雅、平和、谦逊，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有一点点慈祥。 　　在采访中徐博士提到，他曾撰写了一篇纪念刚刚过世的、台湾创投业先驱李国鼎先生的文章，为了让记者对此有更多的了解，他答应随后将文章传给记者。采访结束后离开酒店不久，手机响起，接到台北打来的电话，称已将徐博士的文章传真到记者在北京的办公室。 　　上海、北京、台北，感觉一下子拉得很近。 　　除了从外表上判断，对徐博士的认识又多了一层：诚信、效率。 　　徐大麟到底是个什么人？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身兼行政、科技、金融三重身份，在台湾、美国、亚洲同步发展，很多其他人用一生从事的事业，在他只是他生命中某一个阶段的一种经历而已。在他身上集合着太多的元素、组合、幻化，最终展现给世人的是一个多面体，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徐大麟。 　　采访前，本想问一个很俗套的问题：如果当初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今天的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采访还没结束就发现，这个问题不必问了。这个横跨东西方、驰骋于社会各界的风险投资家，已经把自身的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今天中国缺少的，恐怕就是像徐大麟博士一样的风险投资家。 　　　 汉鼎亚太在中国 　　记者：汉鼎亚太是在什么时间、怎么进入中国的？ 　　徐大麟：1992年，我们来中国考察，那时还没有到国内投资的具体打算。当时，以美国的安泰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为主成立的“中安基金”准备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由于安泰保险公司并没有在亚洲风险投资的经验，就找到我们跟它共同管理这个基金。这样，汉鼎亚太在1993年进入中国，与中安基金管理公司各占一半股份，共同管理中安基金。 　　记者：汉鼎亚太进入中国后，投资的项目涉及房地产、化工、消费类产品等领域，为什么一开始投资的项目分散在各个产业？ 　　徐大麟：1995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什么科技可谈，我们就随着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来做投资的规划。 　　一开始进行的是一些一般性的投资，包括大连的华宝房地产项目，与中国银行在沈阳投资了东宇集团公司，之后又陆续投资了日后上市的海南航空、北京的燕莎商城，与北大合作成立了由陈章良任董事长的科兴生物工程公司。 　　这里面只有科兴是一家科技公司。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在生物方面有一些基础，但IT领域的发展与国际上相差还很远。 　　记者：我注意到，最近几年汉鼎亚太投资的项目大都集中在IT领域。 　　徐大麟：是的，过去三四年是汉鼎亚太在中国投资的第二个阶段。因为看到国内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我们的投资也转向以科技产业为导向。其中有两个比较大的项目，一个是以芯片为主的中芯积电，另一个是以石化为主的宏仁集团。 　　记者：到目前为止，汉鼎亚太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额是多少？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哪个？ 　　徐大麟：算下来投资已经超过了2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项目是投资5000万美元、位于上海的中芯积电项目，未来将生产技术更先进的芯片产品。 　　记者：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同时北京也致力于把自己建成北方的微电子产业基地。中芯积电项目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北京？ 　　徐大麟：中芯积电的项目本来是准备在香港做的，但是在税收、土地的获得与政府的支持方面，香港与内地相差很远，所以两年前我们决定将这一计划搬到上海来，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北京的中关村、上海浦东的张江和深圳，哪个地方更适合发展高科技并没有一定的答案，它们各有所长。北京集中着技术人才，但“婆婆”多，影响办事效率；浦东是新开发的，上海又历来是金融中心，做起事来更简单，但人才没有北京丰富；深圳缺乏文化和金融背景，但生产和劳动力资源充沛。三个地方将来的发展各有千秋，很难讲谁输谁赢。 　　记者：那么未来汉鼎亚太将在中国重点投资哪些行业？ 　　徐大麟：从现在开始，我们将采取与汉鼎亚太在国外所做的风险投资差不多的做法，投资重点将放在科技产业，而不会再像最初进入国内的时候那样，投资房地产和集团公司等项目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投资的重点在高科技领域，那么为什么在1998年公司又投资了目前在北京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