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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南斯拉夫的批判社会理论 马尔科维奇 一、南斯拉夫是一个仅有两千多万人口、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数世纪以来，几经强大帝国的瓜分，非常闭塞、贫困，在文化上十分落后，而且说着好几种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这样一个国家确实很少有机会发展一种社会理论。除了对少数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而研究一些刁钻古怪的课题的专家和年轻学者而言以外，这种理论对每个人来说只能是蝙狭的和不甚知名的，而决非任何其他的什么。 然而，南斯拉夫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在学术界所有寻求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人当中引起极大的兴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首先，南斯拉夫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系统的激进哲学。当时，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过于简单和庸俗的解释统治了基本的哲学舞台。托洛茨基和葛兰西已经去世，卢卡奇被迫屈从，柯尔施在美国销声匿迹，布洛赫还鲜为人知，法兰克福学派也已分崩离析。对那些从游击队来到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的大学里的战后第一代南斯拉夫哲学家来说，周围几乎没有权威。斯大林在他们当中是极为渺小的：当认识了他在如此猛烈和不公地抨击南斯拉夫革命家时所作的政治判断的严重错误之后，便没有理由相信那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似乎都不在行的哲学论断。 几种有利因素的幸运结合决定了这一新哲学的性质。它必然是激进的：它是由一些参加过一场真正的、受到广泛支持的革命的青年人创造的，他们坚信，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正义而自由的社会，而且他们和这一国家其他许多最善良的人民都持有这种信念。它必然又是人道主义的：与斯大林主义的冲突导致了对官僚制度以及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纯粹的物质增长，归结为非个人的、绵羊式的集体主义（在这种集体主义中，人的个性被抹杀了，人的关系被歪曲为政治关系）的官僚作风的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以一种新的观点重读马克思，还导致了一系列被遗忘了的人道主义思想（如人的创造性、潜能的财富和需要的实现，异化的各种形式，普遍的人类解放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将成为所有人的自由的条件，生产将与人的需要相结合并由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来管理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的重新发现。尽管肯定存在着一种回复到那种浅薄的、情感的和常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死胡同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却被避免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通晓伟大的古典德国传统，尤其是通晓黑格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来自实践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挑战和激励。 其次，南斯拉夫的社会思想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的理由还在于它生存于我们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社会方案的现实之中，这种方案试图创建一种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变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结构，并且大规模地、根据众多少数民族成员和民族差异的状况，迅速地完成这一转变。 即使对伟大的南斯拉夫经验的简单描述，也必须考虑到国际影响。许多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在搜集材料和实证分析方面下了一些工夫。然而，某些哲学家和某些有着牢固哲学基础的社会学家却能得益于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人道主义哲学并对－这种新的社会形式、新的趋势和冲突进行透彻的理论阐述。这种阐述正是目前学术界的薄弱环节。在大多数国家中，一种完全抽象的、学究式的哲学是和一种描述社会生活中可观察的外部现象，并对它们进行因果分析、规定其发展方向、推知其未来可能的特殊的经验社会科学并存的。但是这种哲学却从未探究过它们在历史上的意义问题，从未探究过它们对人的发展和解放、对异化和衰退有什么贡献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作用的问题。 正是从这种观点看，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组织及其内部民主的作用、分权化和自治权、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都得到了解释和说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南斯拉夫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已经让位于一种具体的批判社会理论并成为社会批判的观点。这种批判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构成了南斯拉夫哲学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备受注意的第三个基本的理由。这种批判决不是破坏性的，决不是像某些新“左派”理论那样崇拜西方社会；南斯拉夫的社会哲学决不是向当时还很牢固和广泛的社会主义参与民主的最初形式挑战。相反，在比遵奉主义的官方科学有力得多的意义上，它能够显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另一有面，当它分析同样现实的那些根本局限（如官僚对权力的侵占、阶级不平等的出现、对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抵制、小资产阶级的贪婪、用民族主义代替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时，它又是毫不留情的，至少是对现存的政治权力毫不畏惧。 对发展这种批判社会理论作出巨大的不懈努力并为正式采纳系统的解决办法和政策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南斯拉夫学者，不可能避免一场与当局的冲突—一场在1964年以后发生的剧烈的冲突。在那些近14年以来一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攻击对象的南斯拉夫学者的道德态度和全部行为方式中，存在着某些新的东西。当我们分析南斯拉夫和以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后的反应方式时，可以发现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