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苗族银饰文化维度的形成与现代变迁.docVIP

西江苗族银饰文化维度的形成与现代变迁 　　西江镇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著名的 “千户苗寨”西江苗寨所在地。 　　在距离西江镇中心大约 14 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 “控拜村”，全村 208 户 1247 人，有银匠 287 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制作银饰，是当地知名的 “银匠村”。但是控拜村目前只剩下屈指可数的 10来个银匠，全家人都留在村里生活的还不到 10户，其余的人家和银匠均已外出。外出的人大部分以银饰制作、加工或清洗、营销为业，足迹遍及县城雷山、州府凯里以及榕江、从江、台江、黎平乃至湖南、北京等地。因而，控拜村成为一个没有银匠的 “银匠村”。然而，上世纪 80 年的控拜村和邻近的麻料村、乌高村，曾经是西江镇乃至整个雷山、黔东南苗族重要的银饰制作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黔东南苗族银饰制作的一个重要的技术传承地，构成了苗族银饰文化生态系统的技术之维。本文试图探究这一技术文化维度的形成与现代变迁，力图关注变迁中的文化自觉对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作用。 　　一 　　“文化生态” ( cultural ecology) 是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在其著作《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新创的概念。斯图尔德认为，生态的主要意义是 “对环境的适应”; 生物学上生态的意义是“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生态区别于 “生物生态”、 “人文生态”以及社会生态等概念之处在于，认为对环境的适应是重要的创造性过程，这就兼顾了环境和历史对文化的决定和影响作用，因而名之曰 “文化生态”。 　　以文化生态的概念为基础，斯图尔德进而认为 “文化生态学”有三个基本的研究步骤: 第一，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技术越差，越依赖环境。第二，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即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模式的关系。第三，确定环境开发所需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于何种程度。即进一步考察人类行为模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 　　“文化生态”的提法是一种更能贯彻人类学 “整体性”原则的研究方法，为文化人类学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析工具。美国人类学家哈迪斯蒂肯定了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中环境和文化互相界定、相互产生不一定对等的影响的看法，同时认为，斯图尔德在分析文化生态的过程中对 “文化核心” ( culturecore) 概念的界定有所缺失，比如对仪式和社会结构许多方面不够重视。另外，文化生态学将生物学的研究排除在外也是一个遗憾。 　　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出发，瓦达和拉帕波特引入了 “种群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影响生态种群的分布与数量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同样适用于人类与非人类的生态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标准，但 “种群”的范围界定却成为这种研究方法的一大难题。 　　同样源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C·格尔茨将对两个事物或过程之间的研究，拓展为对一个系统的观察和研究。而一个系统是一组事物以及该组各个事物之间及其属性之间有相互关系的总和，着重于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复杂网络，即文化、生物和环境之间，有持续的相互作用和全面影响。 　　之后，得益于文化生态理论的滥觞，人类学对生态与文化的关注更涉及诸多方面，并最终产生了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政治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研究取向和研究领域。 　　总之，“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为人类学对文化整体性、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更有用和更有效的工具，这一工具如今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一个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正是民族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民族文化任何层面的研究，都应该兼顾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以及历史积淀。这也正是本文探讨苗族银饰工艺文化的理论着眼点。 　　二 　　黔东南的苗族与侗族均有佩戴银饰的文化传统，苗族的银饰尤为精美，和苗族刺绣一起在很多场合成为民族认同的标志。这一认同标志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和地理的根源。 　　苗族民间的银饰穿戴习俗，按照场合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便装银饰、传统仪式盛装银饰和现代节庆盛装银饰。日常便装银饰主要包括头簪、耳环、手镯、戒指，是日常着装的惯常搭配，几乎成了人们身体的一部分。传统仪式盛装是指人们在传统的祭祖仪式、婚丧嫁娶等人生仪式上的礼俗装扮，全身穿戴纯银饰品，有些部位的饰品还有规矩和讲究，比如鼓藏节的芦笙场上，戴 “牛角”银饰的姑娘通常要走在队伍前列。现代节庆盛装银饰，指一种伴随着民族“节日文化”而生的 “广场服饰”，其穿戴是配合经济、政治目的的文化展演。这是现代文明冲击下民族文化的一个新生枝丫，其生命力和影响力还有待考察和检验。 　　历史上，黔东南苗族佩戴银饰的习俗，从明朝开始就有汉文献的记载，到清朝则屡见不鲜，银项圈、银发簪是最为常见的苗族银饰装扮。与汉文献的记载互为佐证，且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是苗族古歌中关于银和银饰的大量篇章。书面的历史与口头的历史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