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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涛至温庭筠的“身变”过程看其与李德裕\段文昌的关系
?葬,翠羽(喻孔雀)先随秋草萎。”说的很明白。
再以白居易《与刘禹锡书》“十一月”的落款和“前月二十六日崔家送终,……乃至金环翠羽之凄韵”[6]的叙述顺序推算,薛涛之“卒”应该在大和六年十一月初,恰恰处在段文昌接任节度使期间。此时,李德裕已卸任离开成都。当他刚刚走到汉州(今四川广汉市)时,得到了薛涛“卒”讯,遂作两首相关诗寄于刘禹锡。其一,向其生前好友刘禹锡报丧,其二,进行悼念。刘禹锡作《和西川李尚书汉州微月游房太尉西湖》与《和西川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之什》与之相和。以“瑶琴久(终)已绝,松韵自悲秋。”对李德裕进行抚慰。
但《赠杨蕴中》所指示“子规啼”[7]的三月暮春与刘、白诗文所涉薛涛之“卒”时间相比的不对称性,及以“三月十八日”为题做诗的目的性看,段文昌此举,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营救。李德裕前脚离开成都,段文昌就宣布薛涛的“卒”讯,人死已已。李德裕想救也没有机会。说明段文昌是利用职务交接之际,混淆视线,推脱责任。实际上,薛涛当时还在囚中。这就是《赠杨蕴中》注云:“死后作”的原因。[8]
综上所述,很显然段文昌宣布薛涛之“卒”的官方消息不能成立。而与《赠杨蕴中》中“月明窗外子规啼”所表明的时间相联系,“温庭筠(薛涛)”两次以“三月十八日”为题创作的原因就是为了指明所“卒”的具体日子,即在大和七年三月十八日这一天,被迫终止了薛涛这个名字的社会认知。当然,这对于薛涛来讲也不啻于一场灾难,否则也不会如此耿耿于怀。
三、扭曲的段、薛关系
段文昌为什么要陷害薛涛,这就要从非常的段、薛关系说起。与段文昌约贞元八年(792)入蜀即被韦皋“表授校书郎”[9]相比,薛涛于“及笄”[10]的贞元元年入韦府也可算得上是老资格了。在任命谁为校书问题上,据《?诫??蜀才妇》中关于“韦公南康镇成都日,欲奏(校书)之而罢”的记载,大概是因为段文昌到来的缘故。对于此,薛涛心中不会没有想法。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中“管领春风总不如”的评价也一定会令身为校书之职,“性介狭”“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11]的段文昌不舒服的。直至武元衡镇蜀再一次为薛涛“奏授校书郎”[12],于此同时,李吉甫为相“授(文昌)登封尉、集贤校理。”[13]也成就了段文昌仕途之路,这才为此次校书之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长庆元年(821),段文昌出任西川节度使,[14]薛涛作《段相国游武担寺病不能从题寄》藉以推托。段文昌命姚向、温会、李敬伯、姚康、杨汝士等五人和诗,预示着两人矛盾的升级。据《?诫??卷八?衣锦归》载,在此期间段文昌的辖区内出现了侮辱段文昌的打油诗。其诗云:“段相国,本广都县人。父以油柞为业。……乡里笑之。历三十年间,衣锦还蜀。蜀人有诗赠曰:‘昔日骑驴学忍饥,今朝忽著锦衣归。’”由于没有署名,段文昌虽然无法确定是谁所为,但心中已有所认定。长庆三年(823)十月,以杜元颖“除成都尹,剑南节度使”[15]段文昌回京任刑部尚书,暂时结束了此次交锋。
事实上,薛、段的职务之争只是现象,本质上是缘于两人核心价值观的差异。
在职场,具体在对待刘辟忤逆事件上面,薛涛站在朝庭一方,以《贼平后上高相公》歌颂高崇文平刘之功,而段文昌却站在了对立面。刘辟被平后,意识到站错了队,遂“素服麻屦,衔土请罪。”才得到高崇文的“释而礼之”。[16]
长庆元年,刑部尚书杨凭“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段文昌竞然利用职权“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在目的没有达到的情形下,竟然不顾宰相身份气急败坏地“大怒。……内殿面奏,言(钱)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后穆宗命王起、白居易“于子亭重试”。[17]除此以外,当时“王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推波助澜,以至于“事已垂成”,但却遭到了萧?的反对“三上章求罢相任。”[18]对于此事,薛涛做《上王尚书》先以“碧玉双幢白玉郎,初辞天帝下扶桑。”对王播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又以“手持云篆题新榜,十万人家春日长。”对王起的作为进行赞扬,表面上是表明了自己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段文昌的不光彩行为进行批评。
对于段文昌的人格品质,当时的宰相韦贯之评论其“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19]甚至为拒绝他入仕而罢相。但李逢吉却“用文昌为学士,转祠部郎中”[20]。史家评李逢吉其人“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21]可见他与段文昌是乌龟找王八,臭味相投。宝历年间,薛涛的丈夫李程因与李逢吉“不叶”[22]而被其设计陷害。虽未见资料证明有段文昌的参与,但作为同党也难免嫌疑。综上所述,薛涛与段文昌志不同道不合。两人关系非友即仇,直至发展到你死我活。
四、事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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