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姚兴文教之功.docxVIP

简述姚兴的文教之功[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和政权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方十六国的绝大部分政权在其汉化过程中大多较好的继承了汉族王朝“崇儒兴学”的文化传统。淝水之战后建立的后秦在儒学复兴的过程中做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姚兴是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在其在位期间，任用贤士，虚心纳谏，广立学校，兴复儒学，这些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关陇地区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后秦在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关键词]：姚兴、崇儒兴学、汉文化修养、文教之功自汉武之后，历代封建君主大都实行尊崇儒学的措施，儒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标志。十六国时期正是群雄割据，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纷争乱世，为寻求战乱中的生存与发展，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大都推行汉化措施，以换取汉族士族阶级以及汉族广大百姓的认同与支持，以减轻胡汉矛盾，巩固和加强统治基础。羌族的汉文化修养在“五胡”之中处于较高水平，而十六国后期建立后秦的“姚羌”在诸羌中，汉文化修养尤为明显，这对姚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姚兴本人对汉文化的仰慕和倾心向学，在其即位后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倡导崇儒兴教的措施。一、姚兴文教的来源1.羌族的汉化羌族的汉化起步较早，早在商周时期，部分羌人即与周人通婚，逐渐汉化。战国、秦汉以来，其汉化趋势日趋明显。东汉中后期，在与汉人的频繁接触中，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至两晋时，羌族的整体汉化已经完成。羌族与汉之间的语言、习俗差异日趋缩小。总起来看，羌族的汉化过程起源于商周，形成于战国，发展于两汉，完成于魏晋之时，这就为姚兴具备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和对汉文化的倾心向学提供了良好的历史环境。2.姚羌他人的影响姚羌原是汉时居住在今甘、青一代烧当羌的后裔，淝水之战后，姚羌趁前秦瓦解之机，建立了后秦，在后秦姚羌贵族中，姚兴的汉文化修养最高，这和姚氏的家传有直接的联系。（1）姚苌的影响姚苌，姚兴之父，十六国时期后秦政权的始建者，史称其“少聪哲，多权略”[1]又曾“立太学，礼先贤之后”[2]“（姚）苌还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闾阎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显异之”[3]临崩之际，姚苌还在谆告太子姚兴：“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4]姚苌在位期间，积极地引用儒士，优待儒生，重用汉族士族阶级，并兴办儒学。姚苌曾诏令雷台诸镇，各置学宫，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受其父影响颇深。（2）姚襄、姚显的影响姚襄，姚兴伯父；姚显，姚兴之弟。姚兴的汉文化修养除直接受其父影响之外，与姚襄、姚显等人的影响也有不小的关系。史载，姚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谈善论，英济之才，著于南夏”[5]。姚苌曾称赞姚襄“讲论道艺”。另外，姚显的汉文化修养也比较高，且与姚兴关系不小，史载，“（姚显）清秀明发，才兼文武，为县令十余年，政无疵纇。机务之暇，宾客如云，谦虚传授，待士以布衣之礼。或昏夜静坐，与贤士谈时政，孜孜不倦”[6]由此来看，姚氏族中其他人的汉文化也具有相当的水准，这也是姚兴的汉文化修养（水平）养成的一个重要因素。3.巩固统治的需要首先，就后秦政权的发展而言，崇尚儒学，宪章旧制，笼络衣冠华族，继承先朝帝统，是其巩固政权的前提条件。魏晋十六国时期，诸胡入主中原，其建立的政权迫切需要得到汉族士族阶级和广大百姓的认同，同时他们也需要汉族的典章旧制和官员帮助其巩固和加强统治。陈寅恪先生指出，对于各胡族统治者而言，“要统治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7]姚兴文教的诸般措施的目的，一是为了巩固“姚羌”的汉化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整个羌族的汉化及其封建化；二是为了保持“姚羌”军功贵族门第的世代高华，以维持其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三是从根本上看，乃是为了巩固扩大后秦国家的统治基础，以适应当时后秦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姚兴而言，他采取重视汉文化的政策，不仅使姚兴自身的汉文化修养得以提高，也有助于提高整个后秦姚氏的汉化，促使“姚羌”依照儒家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去谋求经邦治国。而姚羌想要在内地立足，必须争取当地汉族的认同与支持。这就要求姚羌与当地汉族士族阶级合作，这些促使了姚兴对汉文化的重视与学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羌汉民族的大融合。二、姚兴的文教措施1.崇儒兴学自汉武帝后，尊崇儒士，兴学（尤指兴办中央官学）重教为汉族封建王朝主要的文教政策。受汉武帝影响，十六国时期，虽当时群雄混战，但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重视崇儒兴学，因而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局部、暂时的恢复和发展。[8]由史籍发现：在十六国之中，姚氏建立的后秦在“崇儒兴学”方面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其办学规模和成效都比较显著。而后秦姚氏的“崇儒兴学”，以姚兴为最，其表现有二。（1）尊崇儒士后秦儒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