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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以中国古代反贪倡廉的主要举措谈反腐倡廉再构造 摘 要：反腐倡廉，从古至今都是社会发展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从中国法制发展的历程为切入口，以古代立法中的优秀经验为指导，结合现在中国的国情和现有法律规定，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并结合国外反腐倡廉先进成果，小议现今中国反腐倡廉再构造。 关键词： 反贪立法 监察机构 法律监督 道德教化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认识。 腐败是私有制的伴生物，是国家出现以后经常存在的一种丑恶现象。我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出现了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此后，官吏的贪贿丑行更是屡见不鲜。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调整本阶级内部关系，缓和同民众的矛盾，均采取了一些反贪倡廉的举措，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基本情况，将有益于我们以史为鉴，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一、完善反贪立法，规制贪污行为 我国的法制建设有4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夏朝。从现有资料来看,受贿索贿在殷商时就有记载。殷商制官刑,把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罚作为其主要内容之一。进入秦汉时期,官吏贪污受贿日益猖獗,相应的这时我国的反贪立法也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秦重视吏治,制定了《为吏之道》,要求官吏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加强了反贿立法的系统化,而且开了唐宋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请赇律》这是我国最早的惩治贪污受贿的系统化法律。隋唐时期，反腐历法进入了鼎盛时期，更加完备系统，以唐朝为典范，可以看到：唐朝对官吏贪赃枉法行为区分为不同情况,详细地规定了其刑事责任。唐律称受贿为受财,根据情节轻重处罚也不同。包括受财枉法，官吏收受当事人的贿赂,而作枉法裁判。对受财枉法的处罚是极为严厉的；受财不枉法，对其处罚轻于受财枉法；受所监临财物，指主管官员收受其管辖范围内的钱财货物的行为。唐律对此作了较为详明的规定: 1.禁止监临之官以接受或索取等手段非法接受所监临吏民的财物。 2.禁止官吏出使时接受所部馈送之物,更不能索要财物。 3.禁止监临官员借贷、买卖、率敛所监临内财物和役使所监临的人力。 4.禁止“家人求索”。 5.禁止事后受贿。 唐朝对受贿罪规定的细密程度,令我们感到很吃惊,直到现在它仍有借鉴的意义。 其后各朝，也都在自己的国情之上订立了专门的法律来惩治贪污贿赂。宋代反贿的法律条文,主要集中反映在《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等法典以及皇帝的诏令中, 元代官吏贪污较为普遍,成宗元贞二年制订了关于官吏收受贿赂的专门法令《官吏受赇条格》,严惩贪官;后来又制定了“赃罪条例十二章”,其中枉法五章,不枉法七章。专门惩贪的法律规范的制定,这是元代法典的特色所在。而在处罚力度上，明清对赃官污吏的惩治比唐朝更严,更彻底,其处罚原则有以下几种:(1)重犯处以斩、绞刑;(2)实行严厉经济制裁;(3)罢官,永不叙用。清代的基本法《大清律》以明代的《大明律》为蓝本,清代的反贪立法内容规定详尽,量刑较严,但废止了诸多酷刑,可谓集历代立法之大成。对于官吏受财枉法等严重犯罪,处罚很重。 如今，我们现行历法中对于贪污贿赂的法规，多集中在现行刑法之中，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条例，对贪污贿赂进行规制。不过面对如今越来越多样的犯罪形式，对于一些罪名的认定和执行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境外资产的认定，贪污贿赂的形式等，都在不断的接受着司法实践的考验，需要不断的完善。 反观中国古代立法，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惩治机制。它既不同于常说的“连坐”，但是也与之有相似之处。汉代反贪反贿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三代禁锢”,即官吏犯赃罪,三代禁止为官,祸及子孙。当时传统的思想是“逢荫子孙”。这就使官吏在贪污受贿时不得不考虑所付出的代价,。宋朝的反贿立法对犯赃官吏实行连坐制,影响其举荐人和上司,甚至要影响子孙的仕途。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下，家族制度影响中，曾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反观这项制度，在今天人权民主的要求下，似乎显得过于苛刻不尽完善。但是，偏激点问：一人得道，鸡犬可升天，那为什么不可以城门失火，殃及下池鱼？去其糟粕，汲取精华，我认为在今天中国的情势下，在现今历法的发展中，不妨设置一种行政性质或者民事性质的规定，将贪污贿赂犯罪与家庭成员的升迁和仕途建立某种威慑性质的联系，也许这样，在亲情面前，很多人会三思而后行。 二、从设立监禁机构到不断完善检察院法律监督、人大监督 早在商周时期，朝廷就设有“太史”之职。 “太史”本是史官，因其职责相当于君王的秘书，深得君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