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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节目生产机制演变论文一、节目制作，往往受控于政府规制 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按照与播出平台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制播合一和制播分离两种模式。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制播分离似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但是，按照产业效率、价值链整合的说法，关于节目制作是社会化还是制播合一，却还需要新的判断指标。经济学现代化演进的标志性概念——交易成本，可以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生产来源选择的判断指标。当播出平台获取节目所花费的成本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即交易成本）大于内部生产所需另外支付的管理运营成本的时候，节目的市场化获取方式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反之，则是理性的。就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言，内部组织生产和外部市场交易，是两种存在博弈关系的资源获取方式，因此，交易成本被认为是检验企业规模是否合理的首要指标，在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达到均衡的时候，是企业规模和市场边界的均衡状态。但对于产业实践而言，均衡只是教科书上的假设，市场永远处于变动状态，因此，所谓制播分离还是制播合一也就很难确定哪一种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因为制播分离和制播合一是关乎企业规模和市场边界的利益格局设计，如何选择，从理论上讲，应该更多的是由企业自身的情况决定，每个广电企业各自的情况不同，也有各自选择节目获取方式的差异。 但是，节目制作真的只是广电企业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吗？上述经济维度上效率优先是否可以主导广播电视节目获取方式？就国内外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那么，当代广播电视节目生产机制的选择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演变路径如何呢？国际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为我们展示这一过程的矛盾冲突与发展趋势。 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更多的受到政府规制的影响。一个国家的传播政策一般包含政治福利、社会福利、经济福利。②其中，与政治福利相关的主要价值观念是支撑民主政治机制或者为民主政治机制所促进的那些价值，平等参与、言论出版自由是这一层面传播福利的核心；社会福利在不同的国家具有较多分歧，但对社会秩序和凝聚力的重视却是共同的；经济福利的目标受不断变更的传播定义的影响，对基础设施的最低要求是使国民经济能够在生产和市场环节中有效运行，此外，效率、就业和盈利性也是考虑因素。长期以来，竞争、垄断、管制、多样化四大问题彼此制约，难解难分。如何处理这些彼此关联且时常冲突的问题，这是西方传媒政策法规的核心任务。③美国公共政策学派代表人物哈维克（John.J.Havick）曾概括出传播政策制定的四种理论模式：一是经济规制，指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强调实施规制中的产业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二是新多元主义；三是多元主义；四是政府主导，指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制定政策，实施政府行为。④四种理论模型提供了政府规制关于广电产业利益格局的四种假设，本文理论性的经济分析更多的体现经济规制的价值取向，而当规制偏好处于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目标间不同的冲突与合谋格局当中，关于制播关系、广播电视节目生产社会化的论断就会出现现实与理论判断间方位的漂移。下面我们以一些国家制播分离的实践状况为例，来探讨作为经济行动指南的制播关系的多态表现。 二、韩国：国家强力扶持，制播合一，向海外市场扩张 近年，关于文化产业的界定就是经济规制偏好的体现。例如，韩国是一个奉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一方面，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另一方面，也曾一度试图仿照英美国家，推行制播分离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并于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国策方针，先后推出《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了文化产业的管理法规和未来规划；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和“文化产业振兴局”等机构，并专门拨出巨额资金，对文化产业进行扶持。另一方面，为了打破三大集团的垄断地位，推行制播分离制度，韩国政府从1990年代初期即开始推行节目配额制度，1999年并正式出台《广播法》，规定电视网外制节目的播出比例到2001年增加到40％，其中独立制作商节目份额增加到30％，并且电视网每月黄金时间必须播出15％的外制节目；如果违反规定将处以300万-3000万韩币的罚金。⑤但配额制实行的1991年，KBS两个频道播出节目中大约96％是自制节目，MBC和SBS则分别是95％和93％；⑥到了2001年，当年三大集团全年播出时间中自制节目仍然占到84.4％，台外节目时间仅占16.6％（其中还包括与电视台有特殊关系的外部制作单位）。⑦对于韩国这样一个政府明显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来说，政府规制的效果表现出如此糟糕的成效显然另有原因。在产业经济效率导向和公平市场建构导向的冲突中，韩国政府明显偏向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培育，而对这一竞争力的基础——垄断，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韩国广播电视节目产业因此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国家强力扶持、寡头积极竞争、制播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