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宗教--道教在近代百年中的变迁7.docVIP

【汉学大观】本土宗教--道教在近代百年中的变迁 施舟人教授 （作者介绍：施舟人，71岁，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通晓8种语言，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最后选择在福州大学任教，现担任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出现了一股的“道教热”。与先期的美学热、文化热不同的是，道教热不仅经久不衰，导致了大量道教经典与道教研究的书刊的出现，而且在大陆各地及香港地区相继成立了若干道教研究机构，甚而在中国二十多所大学建立了宗教系。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宗教学的课程与研究。[1]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悠久历史的宗教，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大家并不以为道教在中国已是历史陈迹。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发觉，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 如果我们将这种状况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观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保护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京城随处可见的常景。这类情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与乡村同样普遍。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这是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对它的重要性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算为过。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对宗教的打击抑制不仅仅是针对道教，佛教和儒教也深受株连。然而，我们可以说道教却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而难以恢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不仅是儒佛道三教归一的基础，而且也是帝国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结合点。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百年前对道教研究可谓一片空白。只是到了光绪末年，中国、日本和法国的学者才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道教。当时盛行的佛教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道教研究的产生。1926年影印的《大明道藏经》出现后，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与此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对道教的哲学日益发生兴趣，道教对中国科技的贡献开始得到肯定，对中国白话文学的影响也逐渐被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对道教的兴趣有增无减。《道德经》是当代广泛流传、被译成最多文种的汉语书籍，道教的修养法和宇宙论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尤其是道教的修养法，在国内与国外都同样热门。 总而言之，一方面，道教在近代中国越来越衰微；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得到科学家、学者们的重视。科学研究导致了全世界对中国道教的认识，特别是引起了中国国内与国外对道教的再评价。 本文将首先探讨清代以来道教遭受打击抑制的不同阶段及其基本原因，然后再进一步阐述道教研究所引起的对道教本身的新评价。归结来说，因为有了科学的研究，对道教的抑制活动才逐渐停止，而且才有目前的道教对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的新认识。 一、 抑制道教活动的开端 自从满清入关，道教就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与荣耀。清初，张天师(亦称“正一真人”)还被许可定期进京朝觐，然而由于康熙年间民间宗教活动的加剧，官府三令五申禁止白莲、焚香、混元等宗教团体的活动，不许民间聚众念经，很快把矛头也指向了与民间宗教关系密切的道教。康熙十二年(1673)明确规定，“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康熙十六年(1677)，诏令僧录司、道录司稽察设教聚会，严定处分。[2]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道教的抑制更加明显。乾隆四年( 1739)，诏禁正一真人及龙虎山法官往各地开坛传度，若自行考选道士、受箓传徒，将论罪处置。[3]乾隆五年(1740)，鸿胪寺卿梅谷成上疏言：“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于是，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被停止朝觐筵宴例。[4]乾隆十七年(1752)，正一真人品级也由二品降为五品，而且不许援例请封。虽然十四年以后曾复升正一真人为三品，但与明朝相比，正一真人的职衔可谓今不如昔、形同虚设。乾隆五十四年甚至规定真人只能每五年进京朝觐一次。其后在嘉庆年间，清廷又一次以正一真人系属方外为由，认为不宜与朝臣同列。虽许照例朝觐，但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更直截了当地诏令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停其朝觐，着不准来京”。 清政府对道教的打击同时也体现在其它方面。自明代一直到清初，中国的国家礼乐之典基本上都由道士(乐午生)职掌，这一传统满清朝廷也企图打破。乾隆七年(1742) 设乐部，以简典大臣领之，置和声署官，以内府、太常和鸿胪各官兼摄，同时却诏禁太常乐员习道教，不愿改业者除去乐籍。[5] 在这一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容忽视。虽然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被中外学者广泛地研究过，但是它的宗教政策却鲜为人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对待非基督教的宗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