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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叹 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汉族，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人，寄籍京师（今北京市）。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天顺八年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八年以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直内阁，预机务。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文章典雅流丽，工篆隶书。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燕对录》。 第一部分 极写江浙沿海地区特大风雨遭致海水横滋而造成特大水灾的惨状。一、二句点明发生基风雨的时间与风卷海水登陆的情景。此风当是咫风或龙卷风，其所到之处必当是毁灭性的灾祸。一、二句是平实的叙述，后六句紧扣诗题，用比喻、夸张和拟人手法，极力状写这股灾风的威猛，乾坤顿时黯然失色.咫风掀起了峥嵘万状的巨浪.浪似高山:鱼鳌也乘机兴风作浪，状如人立.愁云铺天压地，天地惨淡无光，日月运行的轨道错乱。 根据其想象并化用了范仲淹“阴风恕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格，山岳潜形”，颇有诗意的文句，而描绘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巨风形象.然而它并不创造惊天动地的伟绩，带来的却是极大的破坏。 此后的四句便是写里人惊恐失措奔走相告，官府告急文书火速传递，在一场大灾难到来之际，上下几处于被动阁措之境。诗人是感慨呢？同情呢？还是兼而有之?老百姓遇到的无非是天灾人祸。 诗人写的是《风雨叹》，虽侧重写风雨，却也及人事他的南行，耳闻目睹，感慨良多，则不消说多与时政得失有联系。 东南沿海固多大风，如官府多所注意，严加防备，则暴风雨来临之时，不至于如此惊慌失措，更弄得老百姓身家难保了。 这部分的最后四句，进一步描写大水撞击，山谷轰鸣，万木拔地，洪水肆虐的惊险场景，随之而来的便是洲沉岛灭，百姓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人间惨局，顷刻发生.这就是《风雨叹》的第一层内容。 第二部分 “我方停舟在江皋”至“不觉红颜坐凋瘦”为第二部分，共六句。这部分是因事兴叹，这场大风雨造成的人间悲剧在诗人的心灵深处激荡着，诗人慨叹之余而至于声泪俱下了。诗人刚刚停舟靠岸，当听到这场大风雨的消息后，怎样地坐立不安，夜不成眠的。江皋，本为水边的沼泽地，可以理解为江岸。从“披衣踞床”这一特定的动作中，我们想象出诗人时而上床，时而下地的情状。这是写实，诗人不作旁观者，而是把自己投入到这场天灾人祸当中，心神是怎样的久久不平静。 “忽掩青袍泪双透，举头观天恐天漏”，则由感情的逐步深入而至于泪透青袍，这是一种多么值得珍贵的感情!诗人在(杨子湾》中说了“庶几沛甘雨，洗我苍生忧”的话。那是因扬州久枯早而发.而在雨水过多造成水患之时，诗人则唯恐“天漏”了.一副仁者心肠是力透纸背的。这种感情当非一时的冲动，必基于忧国忧民之心，“此时优国况思家，不觉红颜坐凋痰”，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其南国之行，所写诗箱中颇多 “愁绝”、“凋瘦”之词，从中当可了解诗人关心于国计民生的真心了。 “撞关以西兵气多”至“呜呼奈尔苍生何”为第三部分，共八句。这部分由叹民事而及于国事.诗人颇以边患为念，切望天下太平，但同时流露了万事难全的慨叹.首两句显然指的是边患。芦茄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簧管乐器，兵营巡哨多用之。“尘”，当指边患。明英宗蒙尘，指英宗为进攻明朝的蒙军所掳事.明代到宪宗成化年间，所谓边患又特别严重起来，东北有女真的进扰，北部则有蒙古各封建集团的不断进攻.“渔关以西”，当系泛指。 由于他们以牲畜为主要生产.许多必需品都仰给于口内，所以，他们都不断地向明廷“奉书求贡”设主互市，即要求书入贡和赏赐及互市的形式，以马匹皮毛等换取明廷和口内的布帛、铁锅等。由于明廷常批驳其要求或置之不理与停止互市，而又不能有效地阻止其军事进扰.便形成丁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冲突.西至哈密、甘陕，东至辽吉，便不断告急.各地人民就都不能安居乐业。 所以三、四、五句诗人紧接着希望一洗干戈，平息战事，使人民安居乐业;又以杜甫自喻，意为就是我的房屋为风雨所破，因天下太平，仍能泰然地长啸高歌。诗末三句，表达了诗人徒怀报国救民之志，难得实现的苦衷。 本诗三段可称三叹:叹洲沉岛灭人亡:作者因事兴叹;由民事而叹及国事。感情逐步深入，内涵逐步丰富，主题也愈深刻。诗人在其《怀麓堂诗话》中，强调了诗歌要有比兴，要有表现真实的“情思”。他认为:“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诗人在本诗中“三义”连用，托物寓情，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诗人推崇李、杜，他认为“近代之诗，李杜为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