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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起源探考 论述方志起源的著作颇多，历来各朝代学者也多有论及方志起源者，各家之说有以《山海经》《尚书·禹贡》等记载四方形貌之古地理书为方志之源者，有以《周官》等古史书为方志之源者，有以《史记》《汉书》等正史为方志之源者，有以《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方国政记为方志之源者，有以《世本·作篇》等古地图为方志之源者，有以《南阳风俗传》等风土记为方志之源者，更有方志多源说者。众说纷纭的原因，大抵出自对方志性质的认识不同，其中亦不乏言之成理者。刘纬毅《中国地方志》一书中列举了17种关于方志起源的说法，窃以为大致涵盖了现有说法，考据严谨与否容后再表，陈列如下： (1) 商代甲骨文说。邸富生和方致在《试论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一文中谓：“商代官吏对当时现状进行记录，这些现状的记录，便是方志的起源。”又云：“殷人卜辞也包含有时、地、人三要素……是方志中大事记的直接渊源。” (2)《九丘》说。元代集贤殿大学士许有壬认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志之由来尚矣。”明代陈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称：“古者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聚此书。《九丘》亡，而后岁时记于荆楚，风土述于周处，方舆载于祝氏．虞衡笔于石湖。与夫名贤有录．花石有谱．斯各具丘之一也。” (3)《山海经》说。近人王以忠称：“《山海经》一书，不仅为中国原始之地志．亦可谓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矣。”今人史继忠《方志浅谈》亦谓：“方志的渊源……源于《山海 经》。” (4)《禹贡》说。元至正《金陵新志》的修纂者张钱，在其《修志本末》中指出：“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清邹汉勋《黄阳山水图记?叙》亦谓：“《禹贡》—书，为千古地志者之祖。”这种说法影响很大，至今不少学者持相同观点。 (5) 西周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最早提出这种说法。其《河南志·序》称：“《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学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多为书以述 地理，亦其遗法也。”赞同此说者很多。清任兆麟《同里志?序》谓：“《周官》外史攀四方之志，小文学邦国之志，诵训掌方志，此即后世郡县志之权舆。” (6)“百国春秋”说。章学诚《湖北文征叙例》谓：“百国春秋，实称方志》”梁启超就此进一步阐明：“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檮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7)“土地之图”说。今人靳生禾认为：“我国始有方志之作，可溯之于先秦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图。” (8)《国语》、《战国策》说。金毓黻说：中国地方志“启于《国语》、《国策》，以国别为史，继于《华阳国志》，大成于各省州县方志。” (9)《汉书》说。近人李世璩在民国《建陵县新志·序》中指出：“班固《汉书》有地理、沟洫等志，为史中之志．与表、传分列．此则郡县志之滥觞。” (10)《南阳风俗传》说。《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传》．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土之序，鲁、庐江有先贤之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清人张学都《太平县志·序》亦说：“东汉以还，有南阳风俗、襄阳耆旧之记，而志郡邑者始备。” (11)《越绝书》、《吴越春秋》说。清洪亮吉《澄城县志·序》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 《华阳国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亦谓：“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纪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 (12)汉代图经说。当代历史地理学家潭其骧主张：“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恒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硫文里提到《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 (13)《畿服经》说。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叙例》谓：“晋挚虞依《禹贡》、《周宫》作《畿服经》……实后世方志之祖。” (14)《华阳国志》说。清人刘光谟谓：“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梁启超也持此说．谓：“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 (15)六朝说。清顾千里《广陵通典·序》指出；”郡邑志乘，滥觞晋宋。”现代方志学家王葆心亦说：“宋元明以来之方志，源于六朗、唐人之图经。” (16)唐宋说。现代山西学者郭象升，在其《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一文中说：“方志之书，肇于唐宋。”蒋彤甚至还主张“方志之作肇于宋”。 (17)多源说。黄苇教授认为：“乃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和《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研究员傅振伦在一九八六年《浙江学刊》十二期上发表的《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一文，也认为方志起源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