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博”“约”交融.docVIP

梅贻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博”“约”交融 　　摘要：梅贻琦是二十世纪中国清华大学著名的校长和教育家之一。“通识教育”是梅贻琦倡导并极力主张的大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核心，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契合性，并在清华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提炼和升华。但是，在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中，在捍卫“全人格”需要的同时，也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需求而融入“专业教育”的内容。本文笔者从梅贻琦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教育，探讨其促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关键词：梅贻琦 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时期，国内政局变化莫测，国外列强虎视眈眈，救国图存的现实压力，让政府和社会对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色彩，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一度流行。1929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公布各种教育方针，号召大学教育要“注重实用科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极力主张并实践“通识教育”的理念。但是，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并不是和“实用主义”相对立，而是基于对当时社会的适应，融合着“专业教育”的痕迹，并且这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 　　（一）“全人格”的教育理想 　　梅贻琦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在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通识教育”中继承了儒家文化培养君子、士的人格思想。传统儒家教育，无不以“全人教育”为目的。梅贻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全人格的人”。他说：“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皆有修明之必要。”尽管在当时中国社会里，梅贻琦这种“全人格”的通识教育理想未能全面实践，却一直萦绕在他心中，并在办学过程坚持不懈地努力。他重视体育锻炼，认为：“体育的主旨，不在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他??大力支持美育的发展，组建交响乐队，成立音乐室，图书馆大量购进艺术类的图书，并在1947年拟定了设立艺术史研究室和博物馆的计划书等等。这一系列的通识教育实践都离不开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 　　在传统中国，把所学的知识贡献于社会，是广大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个人的发展，还是服务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在梅贻琦看来，这二者并非割裂的。他关于“己”“群”二者关系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大学一解》中，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梅贻琦的这段言论，也表明了他与当时西方社会所推崇的“通识教育”理念中反对任何求实、务实的努力，而把普通教育重新放回“象牙塔”内的做法是不同的。梅贻琦更多考虑的是现实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排斥教育为社会发展所作的应有贡献，反对把教育与社会独立的观点。这种通识教育的思想受当时中国外部环境的影响，是融合了理想和现实的，有利于梅贻琦“通识教育”理念的推行。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方法 　　（一）“整”“分”“合”的设计艺术 　　梅贻琦“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融合巧妙地体现在其“整”“分”“合”的教学组织设计艺术中。首先，梅贻琦提倡全面、广博的通识教育，突破各领域的知识界限，发现各专门知识和相关学科的联系，实现知识和技能的整。因此，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教育方针》上发表了对通识教育的初步理性认识，主张大学四年的课程安排应依照先通后专的原则。他说：“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遍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这是首先把握教学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基本任务，也就是“整”。在此基础上，按照实现组织整体目标和任务的要求，他将组织的任务科学地分成一个个组成部分、基本环节和要素，并据此建立起各种承当这些具体任务的组织机构，进行资源分配。比如，在引进师资方面，所聘请的教授不但知识结构新颖、学识渊博，而且多数人中西古今兼通。如闻一多在清华毕业后留美7年，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西洋现代文学，又是诗人、画家、书法家。这样，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地进行通识教育，让学生“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即是“分”。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