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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定国是诏》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百日维新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推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向近代化转变。在这次运动中，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方面，维新派废八股，变科举，建立近代新式学堂等，批判了封建文化传统教育，创立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分水岭，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第一章。 　　一、改科举，废八股，设经济特科 　　“科举制度的弊端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人提出，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谭嗣同就敏感的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变科举。梁启超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变法通义》中专列‘论科举’一节，格外强调‘欲兴学校养人才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由此，维新派得出结论，只有改革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培养新式人才，才能使中国富强。 　　在维新派的努力下，“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过去一直使用的四书文一律改试策论。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7月5日，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联合各省在京已参加完当年会试的举人上书，请光绪帝特下明诏，明令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造成无谓的争论。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潮流，又照顾了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张之洞、陈宝箴的新科举方案得到清廷批准，7月19日上谕称赞这个方案‘剀切周详，颇中肯綮’。由康、梁等人鼓吹的‘立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人的稳健方案暂时得到落实。” 　　其外为了选拔特殊人才，还专门设立经济特科。“经济特科之设，朝廷原期取英才，以备贤良之选，非为幸进之途开营谋之路。又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 　　1898年10月，慈禧太后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然两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政府，1901年8月，慈禧太后则发布了“宜讲求实学”的谕令，四年之后，1905年科举制度终于废止。 　　这样八股取士制度基本上被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从根本上被动摇，将锢蔽人们思想的一大毒瘤所清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文体的变化也起到了深远影响，实乃千年之弊俗，一旦而扫除之。 　　二、建立京师大学堂 　　维新派倡导的“兴学育才”呼声不断高涨，中外人士不断向清政府呼吁迅速兴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2月，光绪皇帝根据御史王鹏远的建议，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会商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6月11日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时，明确要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7月3日总理衙门奏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实际上由梁启超起草，名义上虽仍宣称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实际上已远远超越旧学经史子集的范围，所习科目分为‘溥通学’十门：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专门学’十门：高级算学、高级格致学、高级政治学、高级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五门。规定‘以上十种专门学，俟溥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 　　京师大学堂不仅为实行教育之机构，同时也为全国最高之教育行政机构，各省大学堂均属其管辖。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规模宏远，条理详密，不可因陋就简，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京师大学堂的教育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与洋务派所倡导的内涵不同，洋务派近年所设学堂，实际上是有西文而无西学，而京师大学堂创办坚持的是中西学并重，比洋务派西文学习的基础上更向前发展了一步。 　　1898年9月，百日维新虽然失败，新政俱废。但京师大学堂并没有关闭，只是有名无实。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中，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民国初年，改为北京大学。作为维新变法中遗留下来的一个成果，京师大学堂所蕴含的精神在不断的传承，现今的北京大学作为一流学府中外闻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对我国建设做出了贡献。 　　三、开办新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