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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城南书院主要发展历程 　　摘?要：清代是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邓洪波先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顺治—康熙年间，为第一阶段，是书院的恢复发展期；雍正—乾隆年间，为第二阶段，是书院的全面大发展期；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为第三阶段，是相对低落期；同治—光绪年间，为第四阶段，是书院高速发展、快速变化，并最终改制期。[1]城南书院在清代的发展历程大致与邓先生所论相同，不过也有自身的特点，即其每个阶段具体时间相对略晚。因为城南书院在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才得以恢复招生，起步晚于其他书院，因而一般书院的相对低落期——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相反却是城南书院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城南书院真正成为省会书院，并有大批的人才从书院中涌现出来，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清代；城南书院；发展历程 　　一、康熙年间书院十景的修复 　　顺治元年（公???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直到桂王政权的灭亡，前后二十余年，中国大地上狼烟四起。清朝的庙堂在戎马倥偬之际，无法真正顾及文教政策的实施。当时，顺治帝对书院发布禁令，禁止新建书院与聚众讲学。自康熙帝即位以来，极力地采取各种措施，力图融合满汉，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起用理学名臣任中央要员与地方大吏，这势必影响到朝廷对书院的政策和态度。在康熙年间，许多毁于战火的书院得到修复。湖南长沙取得安宁稳定，是在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但是久经战乱的长沙，其经济的恢复尚有待来日。至康熙晚年，清王朝的经济民生逐渐恢复，文化事业才逐渐出现繁荣景象。城南书院在元明两代讲学多年中断，名望不及岳麓书院，一直迟至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才在生员易象乾等倡议之下，城南“十景”得以修复。所谓“十景”，即纳湖、书楼、丽泽堂、蒙轩、卷云亭、月榭、琮琤谷、听雨舫、采菱舟、南阜。当时，邑人周桢曾有《城南十景赋》： 　　……考亭讲道于岳麓，南轩析义于尘□。爰建丽泽之堂，以集英材而育。飞甍连栋，奔驰云矗。城南一带，灯火照陆。乃绘圣贤之像，非同金粟之影。图书堆其缥缃，邺架编乎乙丙。书楼上耸青霄，古字深藏奇境。若夫蒙轩，敞开幽野，掩映清川。居敬穷理者，独破鸿蒙而开先天。至于夜静声寒，韵在竹梢。发人深省者，来自琮琤之空□，直上卷云之亭，以收澄江之景，云去江空，万籁无影，徙倚兮山椒，骋望兮鄢郢，上撑南天之紫盖，下泛西塞之舴艋，一登高阜，八极遥领。俯瞰纳湖，俨八百之湖光尽归眼底，贮一泓之海水皆在杯中。泉一响乎锡潭，啸自发于湖东，水心有圭，面面芙蓉，绝往来之路而邈焉无从。开榭以延月色，棹舟以破菱烟，一苇所如，飘飘欲仙。□乃一声，山水全绿，藕花香带，书声岚翠，光流岫曲。俄焉山色空蒙，舍采莲之艇而泛蜻蛉之船。读书清磬之外，听雨白鸥之边，写胸中之真乐，至今犹闻乎？……[2] 　　关于康熙年间的这次修复，各史料记载不一。《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曰：“至清康熙年间，屡议修复，但艰于集资，未能实施。”[3]可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的编纂者认为，康熙年间城南书院由于资金问题，修复未能实施。而《湖南教育史》记载城南书院在“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由生员易象乾等修复”。[4] 　　查阅《城南书院说略》，其中对倡议修复之事记载分明，“康熙甲午（公元1714年），生员易象乾等倡议修复十景。”[5]而且载有邑人周桢的《城南十景赋》，该赋有力而清楚地表明，城南书院在康熙年间对于城南“十景”有过修复，由赋中“飞甍连栋，奔驰云矗”“图书堆其缥缃”“书楼上耸青霄”“乃绘圣贤之像”等语句来看，修复的规模应不算小。再看乾隆《善化县志》，也有详细记载：“城南书院康熙甲午，有生员易象乾、刘宏纲、欧纶等倡为修复之举，设簿向全省人士募化，由中丞以及各属府县一闻大义，靡不乐捐。后仅建立两进砖瓦空架，不数年倾颓无余。”[6]这个记载说明康熙年间城南书院是有修复的，只是修复斋舍太少且存在时间太短而已。 　　至于周桢所作之赋，也可能过分夸张，或者不免遥想当年。但是它与乾隆年间《善化县志》所载相比，只是修复程度不同而已。城南书院在康熙年间存在修复，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斋舍没有完全修复，而且不久之后便倾颓。 　　二、雍正年间设为省会书院 　　雍正年间，中国书院史上有一重要事件，即省会书院的设立。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朝廷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建立省会书院。清王朝的书院政策至此为之一变。 　　这一政策的转变，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顺康时期，书院聚众讲学虽有禁令，但是对书院的正常教学却有鼓励。康熙年间曾多次向各大书院赐匾，书院还是在朝廷的默许中得到很大发展。到雍正时期，明末清初的遗民大都已经谢世，清王朝入主中原已近百年，满汉之间的矛盾逐渐消融，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异族王朝已经多有认同。这些均影响了清王朝书院政策的转变。 　　但是清王朝的统治仍旧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