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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及其限度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逻辑分析
理性及其限度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逻辑分析
[摘要]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理性化进程中,大学自身的价值观发生裂变,产生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的对立使学生表现出不同的追求。二者中的任意一方走向了极端,又会导致学生的非理性参与。因此,有必要探寻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逻辑主线,即两种理性保持统一——行为目的渗透着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体现着行为目的,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参与。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学生参与 大学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5843(2012)03—0111—03
[作者简介]毋靖雨,周鸿,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大学治理的核心思想是大学的各项权力应在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转移与重新分配,实现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共同治理。大学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拥有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其中,学生便是一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大学治理时是拥有参与资格的。既然学生享有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利,那么,学生在参与共同治理时应如何在民主与有效之间更好地体现其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对此,从韦伯的学说中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世界正在经历着理性化过程——世界性祛除巫魅。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不容回避的。因此,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离不开理性的观照。然而,理性化的进程中大学的价值观又裂变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若二者单向度地发展,达到一定极致状态,势必影响到学生参与的效果,因此学生参与中所持有的理性又具有了一定的限度。
一、理性的对立: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互斥张力
理性是指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是相对于感性、知觉和情感而言的。韦伯以理性理论作为哲学基础分析一切社会行为,其整个思想都贯穿着理性。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的紧张和对立造就了近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就和问题。可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使人类在产生各种社会行为时存有迥异的理解和不同的追求,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亦如此。
(一)学生参与中的工具理性诉求
韦伯将工具理性界定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它具有事实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反应的是客观的事实关系,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限制和约束,属于客观的合理性。它与责任伦理相联系,认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义无反顾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并以后果的善补偿或抵消为达成此后果所使用手段的不善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为了达到行为的特有目的,不会重视行为本身的价值,通常所选取的手段也是经过量化的符合经济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原则,追求效率的最大化。
毋庸置疑,自启蒙运动后,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产生一种社会行为时,会精心设计并选择该行为的目的。为了达到该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所附带的后果,并从中选取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进行行动;人们也囿于效率的最大化,沉溺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神话。当然,教育活动也不能幸免,教育从宏观走向了微观,全面开始了制度化、规范化、操作化的进程。受此影响,学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参与到大学的治理过程中。为了寻求大学治理效果最佳化,成立了相关的学生组织、制定了参与的规章细则、明确了参与的权责范围。
(二)学生参与中的价值理性诉求
价值理性常将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行为的至上目标。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是学生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从理性层面考察,则会发现这是一种引入了一系列价值判断后所采取的行为,指向的是民主参与、身心全面发展、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性在学生参与过程中所体现的作用就是赋予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社会行为“应如何”的价值取向和“必如此”的信念伦理,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大学治理效果的最大化,因为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在校时间有限,治理效果很难在这段时间内实现最大化,他们更多地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社会行为一旦渗透了工具理性,那么在该行为中行为主体会重点考虑的是行为手段对达成既定目的的可能性,对于既定目的所包含的终极价值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意愿则并不关心;而价值理性若支配着行为,那么其关注点将必然会聚焦于行为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终极价值,而对于行为的目的则是置若罔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所表现出的不同诉求和理解,引发了对“学生如何参与大学治理”、“学生应如何参与大学治理”的思考。然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韦伯基于对社会行为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均属于“理想类型”,因为二者从未以纯粹的形态在现实中出现过,任何可称之为社会行为的实际行动都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成分在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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