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docVIP

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 　　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今天,各种形式的犯罪呈逐年上升的势头,而与之相对应的司法资源则相对有限。而另一方面,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我国现行公诉制度基本上还是定位在起诉法定主义层面,对于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的相对不起诉,上级检察机关又有着严格的比例控制。在此背景下,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被提起公诉,而被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约占60%,其中80%以上被判处监禁刑,致使监狱处处人满为患,且监禁的种种弊端往往导致重犯率逐年升高。[1]因此,施行特定情形下的非罪化处理,实现社会纠纷的多元解决,应是探索新的司法管理机制的一个方向。与此同时,转型时期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主体低龄化、类型多样化等新的特点,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予以极大关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对未成年人轻微犯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已成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 　　针对这一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借少年公诉制度改革之机,率先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暂缓起诉并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到2000年,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被宣布为该市的试点院之后,便拉开了暂缓起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探索之路。尤其是2003年1月7日,南京浦口区检察院对南京某大学2000级计算机系学生王某涉嫌盗窃一案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不仅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赞成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符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节约了诉讼成本,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反对者则认为,附条件不起诉是游离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外的“违法实验”,侵犯了法院的定罪权,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当禁止推行。 　　尽管如此,基于附条件不起诉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大约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我院也于2011年制定了《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和《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跟踪回访制度实施细则》,并且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附条件不起诉写进基本法。虽然只有简单的三个条文,但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条件、考察等做了的规定,应当说,基本上勾画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全貌。然而,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的适用空间?我国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功能是什么?各方主体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地位和作用为何?等等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厘清。 　　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层面:一是适用对象,即附条件不起诉是否应针对某些特定犯罪主体而设,对此,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皆无限制,而我国则限定在未成年人。二是案件类型,即附条件不起诉是否应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而设,对此,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皆无限制,而我国则限定在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案件。三是刑度要求,对此,日本刑事诉讼法典并无做直接限制,只是将“犯罪的轻重”作为考量是否附条件不起诉的一个要素。[2]实践中,对重罪几乎不可能实现。德国刑事诉讼法则限于轻罪。[3]我国台湾地区则限定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4]而我国则仅限于“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可见,盖因起诉法定主义的基本背景和对于检察官当事人化的谨慎态度,我国对于主体范围和类型范围作了特别限定,对于刑度范围也作了非常严格的限定。事实上,基于前述之功能分析,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范围,应回归到制度设计的原点来分析。容许检察官起诉裁量之案件范围,在法理基础上,应以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这两个刑法目的观为主轴,若是贯彻特别预防,再加上所谓当事人处分权的精神,则理论上应无案件范围之限制,采全面的起诉裁量制度;反之,若以一般预防为底线,则容许检察官裁量不起诉之案件,自应以轻微案件为限。[5]具体而言,在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须针对个案有无“再社会化”之特别预防效果或必要为出发,再斟酌“回复”被损害的包括被害人利益在内的社会关系之公益维护的必要性,而为综合判断。 　　就适用对象言,尽管实践中未成年人占据着附条件不起诉的主流,并更容易受“标签理论”的牵引,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未成年人需要回归社会,事实上,其他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有一个犯罪后要“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将附条件不起诉的主体范围严格限定在“未成年人”很难说“经济”。 　　就案件类型言,诚然,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因其一般危害性较大而被排斥在适用范围之外。但是对那些偶犯、过失犯罪等情节轻微的犯罪,缘何就绝对不可以适用?任何类型的犯罪都有一个危害性大与小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