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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法律与道德界限 　　【摘 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但是近年来，有不少刑事辩护律师，因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却自身难保，以致身陷囹圄。在侦查阶段，律师在会见的时候如何厘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问题，不仅关系到律师自身权利的维护，也关系到刑事辩护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法律；道德；界限 　　一位法国作家说过：“藏匿的季节结束了，猎人失陷在自设的陷阱里。”身为刑事辩护人的律师，其职责就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却缘何自身难保，以致身陷囹圄。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几起律师涉嫌辩护人伪证罪和妨害证人作证罪案件，影响较大的有李庄案、广西四个律师案等，给目前本来就不乐观的刑事辩护又蒙上一层阴霾，其争议的重点基本是律师是否教唆引诱当事人证人作伪证，以及在会见当事人时行为是否合法合理。 　　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当事人之间的交流是会见权最核心的部分，关于律师充分自由会见当事人的规定，有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刑事诉讼法都有明确规定，《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律师独立于被告人，这种地位独立不仅是权利独立，也是义务独立，其要旨在与律师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独立提出辩护意见，不得以不客观的方式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反复无常是常有的事，律师受聘于当事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的应当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在代理遭受刑讯逼供的当事人的案件时，采取合理的方式鼓励引导当事人将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揭露是其职责所在，但是如果律师是出于非法的目的如恶意拖延诉讼期限、预谋妨碍证人作证、欺骗或者误导法庭，使法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而教唆犯罪嫌疑人、当事人推翻口供，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 　　美国《律师职业责任准则》认为律师“完全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律师具有独立性，不对不良影响和忠诚妥协”。律师的独立地位决定了其在刑事辩护过程中有权自行决定如何将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取得最大化，有权依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职业道德的遵循自主决定。笔者认为，对于律师在刑事代理案件过程中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在阅卷过程中知悉的有关情况可否告知当事人，应当分情况而论：对于真实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家人；对于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且证据暂时未处在侦控机关的安全保护下，律师不得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家人，但也不能告知侦查机关。这是由辩护人员的独立地位决定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的情况，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对律师可否将有关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因此，为了保证辩护利益，辩护对于辩护律师在代理过程中了解到的辩方材料是可以告知当事人的。另外，对律师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控方取得证据的例外应当严格限制，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律师不得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可以在提起公诉后告知。另外，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律师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向自己的当事人或者其家属透漏同案被告人关于此案件的口供，因为这极有可能在同案人之间搭起一道桥梁，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传声筒。 　　律师职业伦理道德也是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是社会道德在律师职业中的体现，与一般社会道德相比，带有其明显的职业规范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5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第7条规定：律师应当珍视和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注重陶冶品行和职业道德修养。作为代理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在维护一个极为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当事人的利益时，经常会面临公众的的这种质疑：一个好的律师能否同时也是一个“好人”？当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明知自己的当事人犯罪的时候仍然为他做无罪辩护，当这个当事人逃脱法律的惩罚时，他应当如何面对被害人的失望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与正义。 　　季卫东教授认为：“律师的职业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为最大限度地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而奋斗，即所谓‘党派性忠诚原则（即当一名律师在为其当事人进行辩护时，他必须在对职业行为限定规定的范围内，是当事人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化）’”。律师的勤勉代理义务能否与社会公众伦理道德相冲突？笔者认为，律师职业道德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伦理道德，其职业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