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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编校价值观思考 　　摘要：编辑归编辑，校对归校对。即使现代出版业产生了编校一体化，这也不是纯粹的谁吞了谁的“编校合一”问题，两者可以在内容和形式上交叉重叠，但业务性质上各自独立。用哲学的眼光审视现代校对工作，便可较为清晰地了解校对的渊源，对其未来也不再有惶恐。 　　关键词：编校合一；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现如今，校对从业者很有些慌乱，因为这个工种似乎在价值、功能、管理上不断遭到“弱化”打击。编校合一、以编代校，乃至以机器代校的情况到处发生，于是“论校对的弱化”甚至“论校对的消亡”之声也不绝于耳。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猜测的意义不大，呼吁的效果有限。假如用哲学的思维想一想，仅就校对这个专业来说，情况不应该这样糟糕，前景不会是那么悲观。 　　哲学是万学之学，人人都想弄懂它，太难。它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表现形式，实际上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动。因此，要做好校对工作，不妨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不断地研究和分析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矛盾，探索解决的途径，推动出版事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思考一：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校对的“命运” 　　校对这个活儿历史久远，即使从“校雠”开始算，怎么也得追溯到西汉时代。若从“校”字上考，则更加遥远。 　　一切具体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遵循抽象的规律。“校对”是由“校雠”演变而来的，它的演变过程与出版生产力发展过程同步。2800多年前，先有了“校”；到西汉成帝时代，“校”被“校雠”所取代。在长期的实践中，“校雠”的内涵不断扩大，除了文字比勘订正外，还兼及版本、目录、典藏。到南北朝时，学者们将“校雠”分为“广义校雠”与“狭义校雠”，并用“校勘”这个词来表示“狭义校雠”，专指文字比勘订正。随着出版生产力的发展，校勘工作又出现分工，写样之后的第二次校勘，被称做“校对”。 　　由“校”而“校雠”而“校勘”再演变为“校对”，反映的是我国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现代校对的特征是编校分离，“编辑清源，??对净后”，共同构筑出版质量保障体系。这种体系是与出版生产现代化相适应的。 　　如果将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进行比较，分析校雠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发现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完全相同，“都是以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出版物出版之前，为读者提供优质（善本）出版物为终极目的，都是以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作为职业责任”。 　　如此比较，就很清楚地知道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了。可以说，和“编”一样，因为有了“书”，于是有了“校”。在“图书”这个整体中，存在着编和校这个“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整体与部分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整体由部分组成，而离开了整体的部分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同样，没有部分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整体。 　　书在，校就在；没有校，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于是，校对工作会贯穿在出版行业的始终，校对工作者与图书共生。 　　思考二：量变质变规律体现为编校的矛盾统一 　　量变质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必然引起新的量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 　　在图书出版流程中，从工作关系上看，编辑和校对始终是一对矛盾体，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 　　我们可将校对工作与编辑工作的关系概括为八个字，即“同根，分工，合作，归一”。从历史的考察已经得知，校对工作是与编辑工作一起出现的，校对工作一直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古代时期，编校是合一的。 　　编校分离是出版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出版物生产工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表现。编校的分离，既导致了编辑业务的飞跃，也促进了校对技术的发展。现代校对的“三校一读”“集体交叉与责任校对相结合”“校对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相结合”“校对质疑与编辑排疑相结合”，以及定额管理和质量量化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更是全新的进步。 　　同时，自从编校分离，编辑工作和校对工作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不可否认，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面临着新的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校对工作相对编辑工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重编轻校”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轻重变化达成的平衡结果是，书出得快了，错出得多了；效益似乎上去了，质量肯定下来了。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应当是暂时的结果。 　　追求“量”不能以牺牲“质”为代价，尤其是对图书这个文化产品而言。 　　校对工作从编辑工作中分离出来了，但校对工作作为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属性并未改变，校对工作是特殊的编辑工作，是出版生产流程中的独立工序，同编辑工作一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