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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政府合法性 政府是国家权威性的表现形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泛指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央和地方的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狭义仅指国家政权机构中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与立法和司法相并列。本文主要从广义的角度加以论述，以与传统社会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体的政府观念一致。 提到国家，一般认为是西方传统下十五世纪以来的现代国家形态。根据韦伯的定义，现代国家的特征表现在：第一，国家表现为一套制度或机构(institutions)；第二，国家以特定的领土为界域；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因此，国家应该包括政府。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古希腊、古罗马与中世纪的城邦、帝国或封建制度有重大区别，也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有很大的区别，但不管什么样的国家 ，都必须要履行一种社会管理职责，因为政治的功能除了统治还包括管理。如孙中山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从朝廷到县衙的各级官府，为了巩固社稷江山，维护统治秩序，从来没放弃过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对自身进行监督、控制的努力，这毫无疑问都是行政的范畴，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语） 因此，“治国”与“行政”可视为同义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了 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道义责任和人生目标。因此，从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的意义上说，我国古代的朝廷体制也可以被称之为政府，虽然，中国古代文献中很少使用“行政”和“政府”两个词汇，只在《论语》、《史记》中有过“召工、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和宋代曾称中书省为“政府”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学界也习惯上也将古代中国的朝廷称之为“中央政府”“中国政府”，称郡县官署为“地方政府”。 讨论政府的合法性需要回到契约论。 任何一种社会的政治秩序都面临着一个合法性 的问题，即这种政治秩序是不是和为什么应该获得社会成员的支持和忠诚的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社会政治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绝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问题在于懂得这些约定是什么。“ 契约论考察政府权力则是从另一个视角入手，把政府合法性放在两个原则之上：或者其宗旨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政府组织渊源符合民主的原则。如果我们借用西方的契约思想来考察一下中国古代传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很显然会发现，中国传统政府的合法性体现在前者。这种公共产品表现在为所属地区提供统一的行政与法律制度和必要的公共服务，诸如全民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或调节经济。以下我就按照契约论的观点对传统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作一些分析，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政府的本质。 1．? 行政和法律制度 （1） 中国传统政府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具有层级分明、结构完备的公共行政系统。就行政权力的划分来看，从“皇帝—丞相—九卿制”到“皇帝—中书门下—六部制”再到“皇帝—内阁—六部制”；从行政层级划分上大体采用中央—郡—县制。经历王朝的更替，大部分制度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完善。事实证明，它确实能够运用行政强制力和税收、货币、价格等经济手段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诸领域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 政府设置在程序上也有可以遵循的形式。比如纳谏制度，以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为例。中枢省取旨拟定诏敕策命，皇帝画一“敕”字，然后下达门下省，门下省做驳正，认为可行，审后就送到尚书省执行，认为不妥则可返回中书省重议。此外，唐代“凡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视之，给事中，黄门侍郎博症。上始早名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至于监察制度，作为一种权力的制约机制，几乎历代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察机构和制度，如唐代，设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管全国监察工作，其组织机构分为台院，殿院和监院，分别负责纠察中央管理，百官在殿庭违法失礼之事和地方官吏过失等。 （2）传统法及其特点。与剥削论的观点不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很早就有了法典，并且其法律权威与神无关，完全是人间的规则。至迟从公元8世纪起它就有了一部刑法。虽然受古代社会等级制的影响，但他的法的主题是理性的和政治性，并且由许多具体规定组成，目的在于通畅政府的职能，以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手段来支持政府的稳定。并且中国的法一般只涉及公共事务，是行政和刑事性质的，与家庭、贸易和非国家垄断的商业有关的司法，则被置于公共事务当局的管辖之外，而继续被风俗习惯所控制。 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一般各地的地方最高长官同时也是最高法官。直接运用一些传统和风俗以及儒家的礼节进行判案。皇帝虽然是法律的化身，有最终决定权，但历代都提倡“明法”、“壹刑”，即法令要使人人皆知，赏罚皆以统一的标准，用刑要慎重，皇帝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