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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及制度引进影响 　　[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即旧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中，从外国引进某些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制度引进引发和推动了制度变迁。本文从分析制度引进的成因、机理和“非路径依赖”环境入手，阐释引进制度的本土化和制度创新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入世，论述制度引进与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引进；成果；研究 　　我国新时期经济改革的深化面临着许多新颖而又严峻的社会背景，因此，必须遵循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应地转变和提升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主要理念，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并确认深化经济改革的重点，总结和提炼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和方法。 　　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效果 　　仅对改革过程的规范分析肯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一些学者发现，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起点’是不同的。用改革起点的差异来解释改革绩效的观点等于否定厂改革路径本身的作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回答渐进式改革路径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考虑改革方式的资源配置效应。利用一个简单的“主导部门一竞争性边界”模型，可以证明在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利市场化本身。其他模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逐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同时，有人用一个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应，对产出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厂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而且同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产值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 　　关于???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赵人伟认为：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第一，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第二，渐进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关于教训：他非常赞同薛暮桥的分析，即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他甚至称这两条为“改革的误区”。 　　关于中国改革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的后果，曹子坚则从改革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角度，分析了改革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后果。他把改革分为三种类型：（1）“帕累托改革”：改革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2）“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非帕累托改革”是指改革至少使一个人受益但同时至少一个人受损）：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事实上不受损害；又称“卡尔多改革”。（3）“不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补偿不足以弥补受损者所遭受的损失（甚至没有补偿）；又称“非卡尔多改革”。按照上述分类，他认为“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帕累托改革到卡尔多改革再到非卡尔多改革的过程。”“1、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2、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期阶段（通常指1992年底以前），具有明显的卡尔多改革的特征。”“3、城市改革全面展开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必然要求，并受制于政府的补偿能力，改革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非卡尔多改革的性质。” 　　2.制度引进对改革的影响 　　从时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状态是多源与一源的统一以及多元与一元的统一。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世界各民族是在相对的相互隔绝状况下分别同时创造各自的制度的，这些制度既有不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