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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 ——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南京师范大学 骆正林 内容提要：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关 键 词：古代乡村 乡里制度 官民共治 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乡村社会是国家旺盛生命力的来源，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大城市的数量远没有西方多，许多城市与县府相当于设置了围墙和衙门的大乡村。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使乡村治理成了封建王权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统治阶级在乡村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传统。在“官民共治”的模式下，王权和族权的相互博弈与合流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古代乡村治理目标：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 自秦朝以后，中国历史分分合合，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农耕社会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是乡村。为了维系王权的延续，国家必须保持“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维护乡村稳定，汲取乡村资源。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治理目标就是要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 1、农耕生活产生家族制度 人类走出乱伦状态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就是血缘家族，它是由几十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所组成的、非常松散的联合体。大约距今5万到1万年之间，我们的祖先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母系氏族公社开始形成。母系氏族公社停止了族内婚，利用血缘纽带，将相互通婚的家族转化为氏族，而两个以上的氏族互为通婚又形成了部落。大约在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淡出被动的采集生活，主动发展原始农业。定居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土高原上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共同体。 定居形成村落，村落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如考古发现“西安附近沣河中游一段长约20公里的河岸上，两岸遥望相对，共建立了10多处村落。” 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子采集果实、管理氏族内务，成为生产的主人。 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禁忌增加，群婚制逐渐受到排斥，一对男女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配偶关系的“对偶婚”不断增多。大约5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而“对偶婚”转变成一夫一妻制，是父系氏族公社形成的标志。一夫一妻制瓦解了父系家庭公社，用若干小家庭冲破了氏族制的缺口。 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原始公社就是大小不等的村庄，村庄是一定规模的人群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形成的。我国是一个治水闻名的国家，从传说中的黄帝以来，我们的祖先就累世与洪水作斗争。为了战胜洪水，氏族内部强化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公社组织形式。《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即禹按照氏族的地域分布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国语·郑语》有：“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即夏禹按照权力高下来分配治水的成果。村庄是在生存繁衍的过程中，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社会，它少则几家，多则上百家。这些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身份不一的社会结构。作为宗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治理集团是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进入国家阶段后，这种宗法制度不断得到强化，“自殷周至民国，家族势力虽然时遭贬仰，但家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2、家族制度孕育国家体制 柏拉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欲求，并且需要他人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欲求。当大家“帮来帮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从别人的身上满足了自己的欲求。“于是，当这些合伙人和帮手聚居一地、同舟共济的时候，他们所形成的一个整体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家了。” 其实，聚居的最早形式是氏族社会，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恩格斯在论述古希腊、古罗马形成过程中认为，“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是两个必要条件：在原始农业公社，为了维护一定的“公共利益”，公社不得不设立各种职位，并赋予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