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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资本要素配置路径 　　2004年至2013年连续十个中央一号文件都着力关注“三农”问题，国家对“三农”投入的总量、增量和增幅，也是多年来少有的。但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悬殊，城乡面貌反差巨大。出现这种局面与二元结构下形成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土地收益、金融资源等关键性生产要素，在二元结构体制的惯性作用下，仍然大量由农村流向城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为统筹城乡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这说明“三农”发展光靠投入是发展不起来的，还是要引导关键性要素流向农村，在建立有利于“三农”发展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上下功夫。 　　二元经济结构及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 　　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内涵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中，“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且两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经济效益较好，而“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效益较差。由于生产力水平决定劳动生产率，所以二元经济结构也表现为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因此，要从根本上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就必须提高“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两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从狭义的“生产力三要素论”看，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资料的投入。从广义的角度看，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资本、土地、劳动、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两部门生产要素的投入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分配机制所决定的。 　　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 　　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是我国特有的现象，是指作为要素市场两大主体的城市和农村，两者之间相互独立，缺乏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城市的工业化水平高，分工发达，专业化组织规范，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频繁，对各类生产要素需求大，这就使得城市的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比较发达。相反，农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水平比较低，生产要素的交易需求小，这就导致农村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市场和信息市场欠发达。所以，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两大市场主体之间的“独立性”和“差异性”。 　　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下的非均衡分配 　　改革开放以前，在赶超战略下，政府制定了“重工轻农”的战略方针。在政府行为的干预下，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人才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占有农业的资本积累和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满足现代工业部门快速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工业，农村只发展农业，在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无法向城市转移，又无法在农村内部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在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本积累、技术人才投入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缓慢，但同时现代工业部门在资本和技术人才的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使得原本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得到强化。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取消了“重工轻农”的战略，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部分不合理的制度得到放松，农村的农业、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村市场开始盘活，但是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仍然存在。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决定了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分配，在原有工农业发展差距背景下，工业更容易得到各种生产要素，而农业却难以得到促进自身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支持，两者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要素在两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分配，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进程缓慢。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正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的存在引起各种生产要素在两部门之间非均衡分配，从而导致两部门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逐渐形成且难以消除。 　　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农村资本要素配置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当时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前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重工业筹措资金。因此，资本要素的配置也遵循着“二元金融”的逻辑安排展开。 　　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3年）：独立的农村金融安排 　　在1979年以前，计划经济模式下的金融体系基本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安排，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不等价的工农交换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为重工业筹措资金。也就是说这之前的金融安排制度是动员农村储蓄，支持工业发展，没有建立起真正为农民服务的金融组织。1979年之后，恢复和建立农业银行，农信社也从政社合一的体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