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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伦理学”视阈下机器人伦理设计 　　[摘要]自治型机器人作为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已退步走进人类世界，人们在与机器人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物伦理学”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物转向”在伦理学领域内的映射，这要求我们关注物的伦理性，对智能机器人这种物行为体纳入责任环中进行道德责任的考量，在人体安全、安全关键系统的调节机制、工程师、安全文化和高可靠性组织（HRO）等诸多方面进行伦理设计，以期在机器人伦理学的框架内把物行为体善建为“理想人”。 　　[关键词]机器人 物伦理学 自治行为体 伦理设计 责任环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133-06 　　随着新兴科技的出现及其机械化程度的提升，智能化、自治型机器人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视野。面对机器人行业的出现与发展，计算机行业的重要缔造者比尔·盖茨给出了鲜明的洞见???“机器人行业的出现……正如30年前计算机行业一样正在蓬勃发展。”他秉持“摩尔定律”并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的飞速发展将会达到和当今计算机一样的普及程度。然而，另一方面，“机器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面临人类道德的拷问，也面临担负着人类道德和法律的责任”。美国著名计算机伦理学家詹姆斯·摩尔以及黛博拉·约翰逊也警醒世人关注机器人伦理学。呼吁为未来机器人奠定道德性根基。 　　“物伦理学”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物转向”在伦理学领域内的映射，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物伦理学”的转向下，对自治型机器人进行伦理考量是高科技时代人类需要持有的责任伦理，是前瞻性伦理原则和关护性伦理学的题中要义。我们把机器人这样的人工物看作道德主体，并在社会技术系统中进行道德分配的基础上，以“嵌入”道德的方式（即实行“物伦理”）对机器人进行伦理设计，消弭机器人的安全问题，以期机器人在“需求工程”的大框架中表现为一个道德完备的人工物行为体。 　　一、机器人伦理设计的必要性 　　机器人作为智能行为体是新兴技术中最具前沿和发展空间的技术之一。然而，历史经验证明，缺乏道德性的高智能机器很可能变得肆无忌惮，具有破坏性。因此，智能机器必须加入伦理因素的考量，对其进行伦理规制。 　　（一）人与机器人的交互与合作 　　高智能机器人能够由自然语言控制。安装在夹具上的摄像机可以模拟人的视力功能，驱动器为机器人的行动提供足够的动力，机械手臂也显得越来越灵活。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机器人可以通过传感器的输入和用户的语音命令与周围环境进行交互，并能保持对周围环境的实时反馈。对于人类来说，兼具理性并能够与人类进行交谈的机器人是全新的挑战，尤其对于具有灵活移动能力并能自由行进的机器人更是如此，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日本“阿西莫（ASIMO）”和美国“汉森（Hanson）”机器人就已经具备了面部情绪表达的类人型功能，表现出与人类进行全面交互的独特能力。 　　智能机器人具有复杂的“人一机交互”的性质，交互的双方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机器人，人与机器之间的物理边界变得模糊并逐渐融合。专家机器人可能在一个群体组织中担任领导的角色，它可以基于数据库里有效的知识提出最佳解决方案。除此之外，机器人可以快速运行复杂的逻辑计算，并作出最优化的决策。不但人与机器存在着交互，而且机器人之间也可以形成交互，比人类更有效率地从数据库中汲取信息。 　　（二）“需求工程”中的机器人伦理责任 　　机器人设计师对机器人的功能和行为负有特殊责任。对我们来说，在“需求工程”的核心活动中的特殊利益就在于分析、讨论和引导确保机器人的伦理需求的设计。“需求工程”既是一个宏观层面上的组织活动（判定产品中需要嵌入什么样的需求），又是一个微观层面上关于最终需求的项目活动。因此，我们要把主要观点放在“需求工程”的整体特征上，将目光聚焦在宏观层面的需求上，构建具有伦理设计的智能化自治型机器人。 　　然而，不少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担心在构建人工物的道德特征上可能造成人类逃避责任。如提出“物伦理学”的荷兰学者维尔贝克（Verbeek）强调：“工程伦理大多聚焦于设计者的责任和道德决策，其余的则扩展到技术本身的意义方面。然而，这些关于非中性技术的分析使得工程伦理把一些道德归咎于人工物就不免显得有些牵强了。”他认为除了设计之外，能够实现其应用价值也是定义人工物的一个重要方面。维尔贝克的重点在于阐明为什么要对机器人进行伦理设计，并且不能对设计师、制造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责任豁免。 　　瑞典马兰德兰大学（Mlardalen University）的G.道济格·森科威克（Gordana Dodig Crnkovic）教授和皮尔森（Persson）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社会技术系统要求把道德责任看作是一个道德分配网络，对具有道德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