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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任模式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 　　摘要：本文基于“市场”与“国家再分配”两种不同制度环境的讨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考察了不同部门中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结果显示，相比私有部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呈现了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治参与水平和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不仅在态度上对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更高的认定，而且也能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这些特征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上所持有的较低的相对剥夺感也有助于其建立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关键词：一般信任 市场机制 再分配机制 政治参与能力 相对剥夺感 　　一直以来，社会成员??此之间的信任水平（trust level）是保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机制之一。社会学领域内的相关研究亦指出，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可以影响到人际合作关系和社会的整体秩序（Coleman，1990；Fukuyama，1995；Paxton，2002；Putnam，1995，2000；Sztompka，1999；Uslaner，2002）。正因为信任问题如此重要，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信任的基本模式以及影响个体信任水平的决定机制（BjCmskov，2007；Delhey and Newton，2005；Subramanian，et al.，2003）。 　　社会学家巴伯（Barber，1983）曾经将信任定义为一套人们对他人、组织机构和界定生活规则的道德秩序所抱有的期望。这些期望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并反复强化的。按照巴伯的定义，信任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仅是家人、朋友以及同学这样的与我们有密切社会联系的个体，也涉及那些与我们没有直接社会关系的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others）。鉴于此，社会学者通常将信任划分为基于特定社会联系的特殊信任（specific trust）和超越这种社会联系而面对一般化他人的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Glanville and Paxton，2007；Welch et al.，2005）。相比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更能体现社会不同成员对社会的信心和依赖程度，因而，以揭示社会运行机制为使命的社会学者始终把一般信任列为重要的研究主题（Delhey et al.，2011；Nannestad et al.，2008；Park and Subramanian，2012）。 　　然而，以往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工业化社会一般信任水平的变化机制及其决定因素，较少关注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急剧社会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般信任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什么因素影响甚或决定了这样的基本模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为既有理论提供鲜活而重要的中国经验，也能够为公共政策的制订者提供明确而具体的参考信息。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中国，一个被广泛接纳的制度安排是始终存在“国家再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区隔、共存和联系。这两类基本资源支配制度分别对应于劳动力市场中互为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公共部门（publicsector）和私有部门（private sector）（Nee，1996；Nee and Cao，2005）。本文的研究目标就是探索不同工作部门之间是否会呈现不同水平的一般信任，如果是，则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中间因素引发了不同部门在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异？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通过理论梳理，对工作在中国不同所有制单位的个体所体现的一般信任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作综述性分析，由此建立本文的相关假设；其次，通过介绍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测量以及方法，着重讨论如何通过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方法来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selection bias），以及如何利用统计中介分析（statistical mediation test）来探究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之间可能的中介因素；最后，展示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并对这些发现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理论框架：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一般信任 　　（一）再分配与市场：两种相异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学研究中，制度通常被看作是“达到某种（特定）状态或者获得某种属性的社会秩序或模式”（Jepperson，1991：145）。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嵌入（embedded）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中，而制度分析的一个重点就是希望通过特定的研究主题（如信任水平、社会分层机制等）来展现某种制度安排带来的社会影响（Powell and DiMaggio，1991）。以往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