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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对政府建设提出要求 　　摘要： 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矛盾多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面临的、具有紧迫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是各级政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心之一。做好这一工作，必须按照以下要求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由建设型政府向公共管理型政府转型；由事业领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行政命令型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由权威型政府向平民化、亲民化政府转变；由封闭型政府向开放、透明型政府转变；由无限权力的政府向有限权力的政府转变；由权力、责任不对等向责任政府转变；由管治社会的政府向与社会合作的政府转变。各级政府应加快更新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革新方式、方法，使政府自身建设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为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提供体制保证。 　　关键词： 社会管理； 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 公共服务； 责任政府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2-0018-04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成就辉煌：就经济总量而言，已居世界第二位；就产业结构而言，已经完全进入工业甚至后工业社会；就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基本实现小康。这些变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甚至是仅仅在10多年前人们都还不敢向往的，极大地提振了民族自信心。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的转型就像一大队行进在漫长道路上的人群一样，必然有先有后。有的人“占了先机”、走在前面，率先领略了现代化的风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有的人则因为各种原因落到了后面，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垫底者”。当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落在后面的人们看不到进入“新境界”的希望，必然产生失望情绪，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甚至矛盾激化。就像工业革命时英国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两个民族；他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他们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他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穷人。”[1] 　???虽然中国的情况决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和矛盾多发，却很可能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都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将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主体任务。著名学者郑永年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是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个阶段，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自中共十六大以来（2002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2] 因此，我们对于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的决策，就要从中国现代化事业新阶段主体任务的高度去认识，做全面、扎实的准备，实现政府工作方针和工作重心的适度转移。著名学者陆学艺则建议：“应该组建一个像当年进行经济建设的计划委员会那样，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委员会”；“社会建设从总体布局中排位第四改为排位第二。”[3] 可见，学术界、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和提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现在需要向各级政府也传播这样的认识，为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先导作用。 　　当然，仅仅强调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在中国现代化整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够的，因为它很容易让一些人以为：既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如此重要，那么各级政府就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事业上，像以往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由此，还是靠政府“包打天下”，靠政府通盘规划、具体实施，强化政府的权力、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应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有着“政府万能”意识的社会里，产生上述认识是有可能的。但是，恰恰是这种认识，与社会发展潮流相悖，可能成为社会建设的障碍。因为，“从工业化社会几百年历史看，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有失灵的时候，例如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所以，必须由政府适时地加以调控。工业化社会的历史也表明，政府也并不是万能的，也总有失误的时候，所以要有发育良好的、多种形式的、健全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要有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成市场、政府、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4] 因此，在明确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性之后，还需要明确：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规范政府的行为，切实做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供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架构。而要形成这样的架构，就必须对政府自身进行重新定位，按照以下要求加强政府自身的建设： 　　一、由建设型政府向公共管理型政府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级政府都可以称之为建设型政府，其特点是：（1）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