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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摘要] 为消除农村中存在的高利贷，南京政府积极开展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一方面对农村高利贷产生了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高利贷更加猖獗。这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合理性；在实施农业贷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业已存在的传统借贷组织和形式；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债券市场。 　　[关键词] 农贷；高利贷；南京政府；二律背反 　　[中图分类号] K25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39—05 　　高利贷在中国农村源远流长，它是寄生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毒瘤”，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传统中国社会，政府对农村地区的高利贷基本上采取消极的不作为态度。 　　传统中国社会有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设施，它是政府为赈济农民而设立的，是被迫之举。尽管北宋王安石变法有青苗法之设，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主动农贷行为。但此举危及了官僚和地主的利益，而遭到了反对，结果流产.而北洋军阀政府建立后，曾经有过创设农民银行和农工银行的打算，却因多种原因并没有落实而成为空言。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积极开展农业贷款 　　本文所说的农贷是指农业贷款。民国时期农业贷款与农村贷款是同义词，故本文将遵循当时习惯，用农业贷款这个词.，试图通过低利贷款来解决几千年以来的高利贷顽疾。那么，南京政府农贷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探讨得比较少，有待于深入分析。 　　一农业贷款的目标：清除高利贷 　　南京国民政府农业贷款的直接目标就是要消除农村地区的高利贷。这个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农贷机构都是一样的。 　　从政府层面来看，由于高利贷具有重利剥削的特点，已经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颁布了限制高利贷的法律。明确规定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20%[1]（P 619-620）。 　　（2）先后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金融系统、农民银行系统、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和农本局等新式的农业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金融系统可以分为基层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的合作金库。合作金库系统最初的设计包括中央合作金库、省合作金库以及县市合作金库。在中央合作金库建立后，省合作金库和省银行合并，基本上停止业务。近代合作金融系统形成农村信用合作社、县市合作金库和中央合作金库三级制；农民银行系统主要包括中国农民银行、省、县市农民银行。省市县地方银行系统包括省地方银行和县市地方银行。民国时期，全国大多数省建立了省地方银行；县市地方银行提议较早，而建立较晚，数量也不多，基本上在农村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三大农村金融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农民银行系统，而合作金融系统和省市县银行系统在农村作用相对有限。 　　（3）实行低利贷款的政策。抗战前，中央政府没有明确规定农村贷款利率，但地方政府往往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有各自的限定。如1932年10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农村金融救济处规定各农贷机构，对于合作社的放款，年利为8厘；江西合作委员会与中国农民银行签订的合作社借款利率暂定月利8厘，而由合作社转借给农民的利率略高，一般在8厘-1分5厘之间。[2]（P364-367）抗战发生后，政府开始统一农业贷款，明确规定了农业贷款利率。1940年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后简称四联总处）规定各行局月息暂定8厘，合作社或农民团体贷款给合作社社员或会员贷款月息最高不得超过1分2厘。[3]抗战胜利后，政府被迫调高了农贷利率。但是相对于民间利率，政府规定利率还是很低的。[2]（P364-367）政府此意在于通过向农民提供低利息的贷款，使农民获得必要的生产资金，以便摆脱高利贷的控制。 　　（4）政府有意识引导商业储蓄银行投资农村。在南京政府有意识的引导、推动和协助下，中国商业银行投资于广大农村。“商资归农”正如时人所言，可能是“两全其美”，也可能是“两败俱伤”。[4]不管其结果如何，它的确开创了中国农贷历史的新格局，书写了农村投资的新篇章。 　　（5）政府一方面在那些尚未建立新式农业金融机构的地方建立官钱局和政府典当，利用传统的金融形式；另一方面加强对钱庄、典当等传统农村金融组织的管理。[5]（P422-423）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2期陈立中，曾耀荣：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从投资机构来看，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主动引导，另一方面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诉求，投资机构也认识到农村贷款的重要，开始开办农业贷款。 　　（1）扩大农贷数量。银行界认为农村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