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诗风新动向与“秀”理论形成.docVIP

南朝诗风新动向与“秀”理论形成 　　摘要：南朝诗歌的艺术走向，以秀句、秀象、秀境的形成为典型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其概括为“句之独拔”、“象之卓绝”、“境之浑融”，这一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的相辅相成，是对南朝诗风新动向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 　　关键词：刘勰；南朝诗；“秀”；《文心雕龙》；秀句；秀象；秀境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87?05 　　在刘勰《文心雕龙》中，“隐”与“秀”是相得益彰的一对概念。如果将它们置放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大潮流中看，“隐”更多与复古思潮相关，“秀”则更多侧重新变。无论是“秀句”，还是“秀象”，皆以对诗意瑰丽奇特、卓尔不凡的表达为要，当其与 “隐”中蕴涵的象外有意、弦外有音等观念相融合 后，又形成了对“秀境”的新要求。这种围绕着“秀”的理论概括与创作实践，正是南朝诗向唐音转变的一个出口。 　　一、句之独拔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言：“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汉魏古诗以气象混沌为优点，晋诗后则开始以佳句取胜。明胡应麟《诗薮·内篇》也说：“汉人诗无句可摘，无瑕可指。魏人诗间有瑕，然尚无句也。六朝诗较无瑕，然而有句也。”认为从汉诗到六朝诗，变化的趋势是从“无句可摘”到“有句”。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中同样谈到：“汉魏诗只是一气转旋，晋以下始有佳句可摘。”这里所谓的佳句，指的是一篇之中卓然自立、秀出其它的好句子。 　　从汉魏诗到晋诗再到南朝诗的演进线索来看，这似乎是有些批评南朝诗歌远不及汉魏诗歌的浑然天成，仅有佳句而无全篇。但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审视，在汉魏古诗向南朝诗的转变中，从自然到雕琢、从天工到思力，正是文人诗独立成体后，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1]（155?163）其文学史意义在于，从先秦至汉魏古诗，如《诗经》、《古诗十九首》，或率然天成，或众口成金，或累积成篇，即便是文人所作，亦经过历史滤汰，精粹者流传广泛，方成名篇。随后，汉魏五言诗声色初开，假赋法而为诗，藉情感而成篇，不待思致而巧夺天工。两晋时期，??人叠出，能率尔为名篇者渐少，而能翻新出奇者，必须假以构思安排，如徐陵的“多警拔句”、何逊的“造语新辟”、阴铿的“专求佳句”，皆为凝心深思、苦思锻炼的产物，这是当时文坛风尚使然。 　　陆机在《文赋》中详细描述了以思力构思的艰难，从中可以看出诗文创作对思致的重视。就句子而言，陆机认为“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必须得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李善注：“以文喻马也。言马因警策而弥骏，以喻文资片言而益明 也。”[2]（313）“警策”即诗文中的点睛之笔。“片言”在诗中要做到像“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那样，如玉之在石，珠之在水，可使得山光辉、川妩媚，举重若轻间便使得文章生色动人。这就避免了在一味的追求辞藻之时，诗作华丽有余而深意不足，诗意散漫而不集中，没有深刻的思想。“片言”又如“苕发颖竖，离众绝致”，李善注：“言作文利害，理难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发颖竖，离于众辞，绝于致思也。”[2]（313）强调的是诗中有无提缀主旨、主题之片言的利害。 　　陆机从创作角度出发，强调“片言”是为了使诗作的意蕴更加透彻，以便于理解，强调作者的主观努力。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则是读者对“秀句”独特审美感受的重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谢公论《诗》：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氏子弟论诗，以佳句寻摘来评判读诗的眼光。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先秦宴饮赋诗“以诗观志”、“引诗言志”的传统，选取代言情志的诗句。这在当时仍是读《诗》的通例，断取一章以明己志，注重“有雅人深致”的诗意。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南朝人对《诗》的阅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赋诗言志”，逐步地转 向关注文质彬彬。所谓的佳句、美句，指的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句子，这不单从语义深厚的角度着眼，也同时强调句子的艺术美感。这类句子在阅读时，最能代表读者的艺术眼光；在创作时，也最能代表作者的艺术水平。 　　晋宋之后，诗中对佳句、美句、秀句的追求慢慢形成了风气。这有许多具体的事例，如《晋书·王坦之传》：“坦之标章摘句。”《南齐书·丘灵鞠传》：“帝摘句嗟赏。”《南齐书·文学传论》：“张眎摘句褒贬。”《陈书·陆瑜传》：“（瑜）语玄析理，披文摘句。”还曾涌现出一批选录著作，如沈约的《品藻》、汤惠休的《翰林》、庾信的《诗箴》，佚名的《诗例录》等等。这都说明，南朝时对“摘句”、“佳句”、“警句”等的鉴赏，开始走向成熟，“摘句批评法”被确立为诗歌鉴赏的方法之一。其核心在于以一句代替全章，或以个别代替整体。 　　当长时间积累的阅读经验转入创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