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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本创作中消费空间书写 　　摘要：文本创作中的空间是一个相对封闭并提供人物活动的场景，它更多地具有符号意义并负载了丰富的社会内涵，这一空间包含了乡村空间、都市空间和另类空间三类。随着消费文化的影响，从消费主义视角去审视文本空间，会发现文本中对空间的塑造以及受众的“接受”暗合了视觉、欲望、感官、身份、夸示性、一次性等消费社会的特点，存在文本内外人物与受众的双重消费。文本中这种大同小异甚至雷同的消费空间书写，不得不引起我们反思文学的消费性写作，从而在批判中重建文学空间。 　　关键词：消费空间；乡村空间；都市空间；另类空间；一次性；雷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81?05 　　一、文本中消费空间的创造 　　当今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物质充斥着整个社会，物质及其所指的符号意义的消费成了消费社会的主要特点。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 围。”[1]（1）这种物质构成的消费空间在众多的文本创作中依旧存在，它是相对封闭并提供人物活动的地方和场景，可以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场所，也可以是一种人物情感寄托的家园，人物在其中通过感官、身体享受消费空间带来的刺激、诱惑、暧昧等种种复杂情感，受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也同样被刺激着、诱惑着、愉悦着。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曾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2]（3）消费空间在文本中多呈现为无法安放灵魂的家园或者时尚加点诱惑和刺激的景观。从消费文化视角审视，会发现文本对乡村空间“家园意识”的完整移置，对城市空间“他者”的零碎化感受，以及消费空间书写倾向的细节化等，这些书写分别暗合了视觉、感官、欲望、身份、夸示性、一次性等消费社会的特点。文本中的人物以及文本外的受众在面对城乡空间时投入了情感以及“被刺激起来的欲望（wants）的满足”。[3]（3）这不同于对现实消费空间的金钱等物质的投入和消费，从文本空间塑造与消费时代特征的暗合来看，文本中的消费空间就有了其合法性的存在。无论是乡村空间还是城市空间，以及另类空间的写作，空间内的所有“景观不是影象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2]（3）因此，我们可以把空间理解成社会关系符号化的象征，文本中的想象空间的塑造就有了符号意义，为人物提供了活动场所，也负载了更多人物及其受众的意识形态。当然，“必须把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放进作品和人的相互作用之中，把作品自身中含有的历史延续性放在生产与接受的相互关系中来看。换言之，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生产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4]（19）也只有在文本内/文本外，消费空间/文中人物，消费空间/受众这几个关系中，才能把握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如果绘制一张文学版图，从延安这个文艺中心辐射开来，陕西（贾平凹）、北京（老舍）、武汉（池莉）、上海（张爱玲和王安忆）、山东（莫言）、浙江（鲁迅和余华）、湖南（沈从文）等等，这是大的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描摹，而回到文本中的文学空间，文本空间就有了符号意义，它大多是作家通过文学想象并借助原有记忆书写的想象的文学空间，因此就有了符号意义，贾平凹笔下的棣花镇之于清风街（《秦腔》）；余华笔下的高密之于高粱地（《红高粱》）；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凤凰之于湘西（《边城》等），这里都曾经是他们的家园，而作家在写作时，对文本中的乡村空间实现了“家园意识”的完整移植，在缅怀故乡时，便实现了情感的消费。如果说鲁迅回到故乡——它笔下的乡村空间，看到了故乡人与事的变化，但总是想寻找旧时的家园感而不得（如《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却以“走”的方式离开曾经的家园，情感上无奈又显出“反抗绝望”的希望的话，沈从文和贾平凹则表现出了被毁掉家园的伤痛感。沈从文笔下那吊脚楼、善良的翠翠、有情义的妓女、富有血性的水手这些美好的家园记忆已经成为了过去，去乡十八年“‘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5]（3）贾平凹笔下那种招夫养夫（《天狗》）的美好人性已经在时代的发展中退化，传统的“秦腔”文化已失去往日显赫（《秦腔》），他想唱一首挽歌，哀悼乡野景观和乡野生活方式，为故乡“树一块碑子”，但是，那种家园丧失的伤痛感让他不禁喊道：“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6]（566）乡村空间书写呈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