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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道德困境及其应对 　　〔摘要〕 虽然社会公众和司法机关都对司法回应道德的水准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在诸多“难办案件”中司法却面临着理想与现实难以统一的困境。司法道德困境的产生，不仅源于司法能力不足和公众法律意识不高，更因为在制度和社会结构层面上受到多种深层因素的影响。为此，有必要从司法机关的活动方式、司法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定位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司法对公众道德观念的有效回应。 　　〔关键词〕 司法，道德困境，成因，应对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112-05 　　一、司法道德困境的显现 　　在现代法治语境下，作为一种专门化的法律活动，司法的基本属性不在于其合道德性，而在于其合法律性，也就是说，法官应当依法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活动不具有道德属性或无需关注案件的道德含义，而是由于在通常情况下法律（作为立法的法律和作为习惯的法律）中已经包含了社会的道德元素，因此法官只要正确适用法律，就是进行了特定的道德实践。当然，由于法律固有的模糊性和有限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在一些具体案件中，法官仍然需要对相关道德价值进行衡量，这既是为了保证判决在实质上的合理性，也是为了寻求公众对判决的接受从而维持司法活动的正当性。只是此种情况的存在并不会损及依法审判的基础性地位，因为法官是主动适应而非被动接受社会道德诉求，这意味着法官虽然可能面临道德批评，但没有道德负担。 　　中国的情形则有所不同。比较而言，当代中国司法所面对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更复杂，所承受的道德期望和道德压力也更明显。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基于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司法机关在追求专业性的同时也强调人民性，“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着眼于解决民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司法坚持的基本原则，〔1 〕 （P6 ）这其中也包括了对道德观念做出积极回应的明确态度；另一方面??公众对司法活动也有较高的道德期许。在我国历史上，司法行政合一的体制对法律与道德未作明确区分，审判者在裁断案件时会综合运用情理法等因素，以求得结果的妥当，这使得民众习惯于以道德标准评判司法活动。这种情况到现在虽然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传统的作用和人们的行动预期仍不可避免地发挥着影响，公众对司法所提出的“公道”、“说法”等诉求仍然具有浓厚的道德意味。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解体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风气下降，也增强了公众在这方面的敏感度，因为司法判决不仅决定了当事双方的胜负，从而满足道德上对于善恶较量结果的关注，更在于它代表了国家对于该问题的一种现实的处理方案和基本态度，并有可能影响到公众在今后的行为方式。此时公众已经不仅仅希望判决能够体现基本的道德观念，更要求司法活动要以提升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为己任。 　　经由这样一种话语上的“相互建构”，在我国，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在观念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共识却演变成了失望甚至是不满。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典型案件中，司法判决就是因为未能满足公众的道德要求而受到诸多批评。从“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助人为乐者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到多起“追小偷致人死亡案”中见义勇为行为反受刑事制裁，再到“江苏周翠兰案”中拾金不昧者成被告却只能以调解结案等等，那些公众所期待的道德价值都没有得到彰显，“个案正义”没有得到实现。更严重的是，这些判决不仅被认为在具体案件中造成了对当事人的不公，还被要求对相应社会领域中道德风气的下降承担责任。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如果说克制主义立场下的道德风险是‘善无好报’，道德发展受到制约，‘彭宇案’司法能动的道德风险便是‘善有恶报’，道德发展受到打击，‘善有恶报’的道德后果助长的自然是人们的良知缺失，道德冷漠，也导致社会信任系统更加脆弱。” 〔2 〕这种担忧在后来的许多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例如“南通殷红彬案”中监控系统记录下的被救助老人对公交车司机的诬赖，导致老人在大路上晕倒无人扶助最终死亡，以及“小悦悦事件”的发生等等。虽然我们不能将道德滑坡的所有责任归咎于司法，但是亦不能否认上述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强化人们此种印象的作用。 　　这些情况表明，在司法机关致力于实现判决与公众道德观念之间的调和时，二者间的差距却在某些方面加大了，这或许可以被称为当代中国司法在道德问题上所面临的一种困境。这种困境的存在首先意味着司法机关越来越难以把握公众对特定案件的道德态度。在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时代，对于同一个判决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法官无论如何判决都会引发争议，从而加大了司法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