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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源头 　　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人员在古籍未编书的编目工作中，新近发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印的《大学堂书目》等珍贵文献，表明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已有两任提调，第一任提调是李昭炜，第二任提调是骆成骧，其藏书规模已经达到将近5万册；虽然这些藏书在庚子事变中遭到严重摧残，但还是有一小部分幸存人间，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中。这些文献印证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在1898年与京师大学堂同步开办的史料记载，支持了沈弘教授的研究结论，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建年从目前认定的1902年上溯到了1898年。 　　关键词 《大学堂书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2012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建馆110周年的盛大庆典，这是按照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办于1902年的说法计算的。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年份是1898年，所以1898年也被公认为是北京大学的建校年。从1898年到1902年，共计4年的时间，一所大学竟然没有图书馆的设置和服务，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与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身份地位不相称的。 　　原任教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沈弘教授曾撰《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考》、《孙家鼐有话要说》、《三论戊戌年大学堂藏书楼的客观存在》等文，证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和京师大学堂同步建设的。他举了种种有力的证据，如：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关藏书楼的规定，当时各位大臣的有关奏折，当时的大学堂西文总教习丁韪良的著作记载和1899年摄于大学堂藏书楼前的大学堂教习合影照片，明确指出，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大学堂藏书楼已经开办，并且先后有过两任提调（当时的图书馆长），一个是李昭炜，一个是骆成骧。沈教授甚至还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俄国军官在大学堂的一张合影照片的柱子上，发现了大学堂藏书楼催促师生限期归还所借藏书的告示，说明在庚子事变之前，大学堂藏书楼已经对校内师生开放服务。作者的观点颇有见地，史料引用准确充分，观察分析细致入微，应该说已经很有说服力了。但由于还缺乏最重要的实物印证，一直没有得到北京大学校方的正式认可。 　　说来也巧，就在馆庆刚刚过去的2013年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组在进行古籍未编书的编目工作时，发现了一本《大学堂书目》，为在1900年庚子事变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即已建立的观点提供了实物证据。 　　这是一册很薄的线装书，书衣上用墨笔题写了书名：《京都大学堂书目》，书衣右下方还有墨笔书写的“完颜焕章氏珍”6字，说明这本书目的主人是完颜焕章。其为何许人也，则无从查考，也无关紧要，故暂不理会。 　　打开书后发现，该书为雕版朱印，四周双边，版心白口，单鱼尾，无行格，半叶10行，行23字。细审全书内容，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共6部，6部各为起讫，每部卷端题名为《大学堂书目》，并且最后都印有如下题记：“以上之书目大半均於己亥春到堂，以后续添另行附刊。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清和月提调李昭炜谨记”。 　　毫无疑问，这个“大学堂”以及书衣上墨笔题写的“京都大学堂”应该就是京师大学堂，北京也没有另一个“京都大学堂”。过去人不太讲究规范，意思对了就行。光绪二十五年是公元1899年，己亥是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清和月是阴历四月，每部最后的这段题记告诉我们，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京师大学堂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藏书，而且也有相应的藏书机构，其负责人的头衔叫提调，当时的提调是李昭炜。 　　查考由梁启超起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呈的《谨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第六节这样写道：“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即是此意。近年张之洞在广东设广雅书院，陈宝箴在湖南设时务学堂，亦皆有藏书。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拟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该《章程》第六章第六节中明确规定：“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员”。第七章第二节还详载藏书楼提调每月薪水为五十两，每年合计六百两。第七章第三节更是规定了藏书楼的经费开支：“建筑藏书楼费约两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约四万两，购东文书约一万两”。 　　吴晞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第8页则有这样一段记载： 　　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初三发表了一条“京师大学堂奏派总办提调名单”的消息，其中谈到：“管学大臣孙中堂已于上月二十九日将大学堂总办提调开具衔名，缮折奏派，兹将衔名开列如后：……藏书楼提调一员，詹事府左春（原文误为“香”）坊左庶子李昭炜”。 　　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