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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法院“调解主流化”理性思考 　　近年来，调解又悄然“复兴”。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到“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再发展至“逢案必调”，诉前调解、立案调解、委托调解、诉调对接，“大调解”格局的架构，多种调解方式的交织渗透，勿庸置疑，调解已成为当前民事审判方式的主导。在绩效考评体系中，调解率的权重，就法院的考核指标而言达到12%，就民事审判部门的考核指标而言达到11%，与法官业绩直接挂钩的涉及调解率的数据共有9项。调解，已成为审判方式的主流。一些法院大力总结调解经验，开展调解能手比赛，甚至出现了“全调解”、“零判决”①现象。“赞扬、肯定、批评、拒绝……法官、律师、当事人、学者对调解态度不一，在调解之路上，谁都走得不轻松。”《南方周末》记者撰文并发出这样的感慨。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被空前关注的指标也必然会产生正负效应。在倡导和谐??当下，纠正对调解的误读，发挥调解的正面效应，同时理性坚守“调判结合”司法观，适度平衡调判功能，应是能动司法的必然选择。 　　一、价值认知：法院调解制度有其不容撼动的司法与社会价值 　　1、法院调解适应我国国情，体现基本的民族法律心态。作为一项历时已久、长盛不衰的司法制度，调解一直呈现出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并被绝大多数民事主体所接受与适应。基于法官在法律素养、思维定向、价值判断以及斡旋技巧方面的优势性与权威性，在选择诉讼后，自觉主动接受法院调解已成为当事人日已沉淀的观念凝结，并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争议的上佳方法。 　　2、法院调解是在社会转型期解决纷繁矛盾的利器。当前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各种矛盾纠纷凸显，一些民众由对诉讼的旁观转为对诉讼的热衷，种种因素催生大量矛盾突出、疑难复杂的案件，法院面临空前的维稳重任。作为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最好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所谓“一次有瑕疵的调解胜过一次艰难的判决”，法院调解呈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于快速有效审结案件、提高办案效率、降低涉诉信访压力与风险、避免当事人反复缠诉、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作用。 　　3、法院调解有利于缓解“执行难”。长期以来，“执行难”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对于法院判决的案件，当事人出于不服、抗拒、逃避等心理，往往不愿自觉主动地配合法院执行，“老赖”现象并不鲜见；而通过法院调解的案件，一部分在调解结案时已自觉履行，即使未即时履行的，绝大多数当事人也不存在拒绝履行的心理障碍，而是处于积极主动的心态，并能得到胜诉方的谅解，即使到执行阶段也大多能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使纷争彻底消停，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② 　　二、重新审视：过度重视与强调调解可能带来的负面 　　法院调解承载着诸多的司法功能，该项功能因时代的演变被定格、被重视，以至被着重强调，其身份交迭的脉络清晰可寻③。直至在法院内部实行绩效考核的的今天，调解率作为绩效指标权重相当高的一项，已被人民法院置于空前重视的高度，可以说，调解意识已深深植根于每一个法官心中，自诉前至执行渗透于每起案件的每个细小的环节中。而认真反思，过份追求调解率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其负面影响，我们应重新审视其缺陷与不足，使其回复恰当的地位。 　　1、调解过程因缺乏程序保障可能产生失当情形。 　　由于现行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法院调解的规定过于笼统，未作严格的界定，虽然对于调解应遵循的自愿、合法等原则作了规定，但缺乏一套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则来保障原则的落实，对调解程序的发动和终结，调解方案的提出，调解的方式和期限等均缺乏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尤其对法定的调解行为缺乏制度规范。由于法律对调解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可能使法官行为陷于失范并造成审判活动的无序状态。实体法约束的软化，可能造成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审判权的随意滥用。调解程序的随意启动、调解无具体期限，明知调解可能无望仍反复多次安排调解，调解不能成立后案件被搁置一边，都可能造成调解失当的情形。 　　2、调解过程存在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契机 　　当事人合意以及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与选择是诉讼调解制度的本质要求，但实际操作中由于机制的缺陷，对自愿原则的规定过于宽泛。虽然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但在实践中，仍有个别法官通过以拖促调、以判压调、以劝诱调等手段，隐性地迫使当事人接受法院预设的调解方案，而当事人很难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亦难以举证其被强制调解，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④ 　　3、对恶意调解与批量案件的调解缺乏监督制约。 　　法官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但在有些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协议的效力。审判实践中，不排除有的案件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