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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对“含蓄”传统再发现 　　摘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诗对“明白清楚”之风的反拨中，废名是典型代表。他的诗注重暗示、曲折、含蓄，被认为晦涩难懂。不仅他的诗如此，他在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时重新认同传统中的“含蓄”质素，形成对传统的再发现，亦是对自身诗歌创作经验的再发现。 　　关键词：废名；含蓄；再发现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3 　　刘半农曾指出废名的诗“无一首可解”[1]，罗振亚则认为是“现代诗派中最难启的‘黑箱’”[2]，都是发觉了废名的诗注重暗示、曲折、含蓄的特点。废名不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如此，当他“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亦形成了对传统中“含蓄”质素的再发现。 　　一、“明白清楚”的反拨 　　初期白话新诗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务，胡适便于1920年8月在答钱玄同谈“什么是文学”时曾指出：“文???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故第一个条件是把情或意，明白清楚地表出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3]在胡适对新诗的设计方案里，白话新诗被当作对古典诗传统的反叛，成为诗体大解放的突破口和新诗发展的路向。而在胡适们看来，古典诗大多是“晦涩”的，与新诗的明晰性要求格格不入，因此，胡适选取了自己所接近的“元白”一派作为新诗立足的根据和理论指向，肯定了“明白易懂”的美学标准；而朦胧糊涂、晦涩难懂的“温李”一派，则被视为唐末出现的“妖孽诗”。在胡适“明白清楚”之诗歌理念下的初期白话诗只能如周作人所批评的像“玻璃球”般晶莹透彻得太厉害，整个新诗园地不过是一片“幼稚园”，甚至成了“一班闲人拿去放牛”[4]的荒芜之地。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全凭灵感与直觉写诗，在他看来，写诗应该“以自然流露为上乘”[5]，采取宣泄式、独白式、申诉式等爆喷方式抒情，豪放粗暴，雄放直率，真符合了梁启超所谓的“奔迸的表情法”，即“情感突变，一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着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6]，因此，郭沫若的诗基本上与暗示、含蓄无关。1920年代中期，周作人考察了“五四”以来的新诗后敏锐提出：“诗的效用本来不在明说而在暗示”，他主张要在“语体的简易”的小诗里表现“诗思的深广”，而这须“全凭着暗示的力量”[7]，这种对暗示之力量的重视，显然敏锐地洞察了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但在当时诗坛却并未得到重视。此后，经由李金发“别开生面”、穆木天强调“暗示能”、“诗越不明白越好”[8]、王独清“诗是最忌说明” [9]等诗观的阐发与实践，含蓄诗风渐有所长，但很快被1920年代后期革命诗歌的龙卷风所席卷淹没，大众化倾向占据话语主导权，要求明白易懂，能为所有大众读懂或听懂，直接宣告、真实披露、如实揭示等成为诗歌的传达策略，诗歌甚至成为革命宣传与鼓动的传声筒与宣传单。1930年代普罗诗社与中国诗歌会的相继出现与主导诗坛，诗歌更成为革命斗争的扩音器，提倡“明显的呼声，强烈的呼喊”，要求创造通俗易懂、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诗歌，因此直抒胸臆、直接描摹成为诗写的主要方式，而直白明朗则成为共同追求，表现方式追求通俗化，即“抒情单纯化”、“表现具体化”，一概抛弃隐喻、象征等暗示手法，主要采用“抒情”、“表现”、“描写”、“歌唱”等方式。但与此同时，戴望舒、杜衡、曹葆华、施蛰存等诗人所引入的以象征派、意象派为主汇流成的现代主义诗潮大行其道，曹葆华所主编的《北平晨报·北晨学园·诗与批评》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诗论与诗作，《现代》杂志、《新诗》、《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等杂志报纸亦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与推介作了大量工作，带给1930年代的中国诗坛巨大冲击。由于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风的影响，1930年代的诗坛出现了“晦涩”之争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坛公案，其争论焦点“晦涩”其实是对“明白清楚”之诗风的反拨，是含蓄传统的承传，是诗之为诗的又一根本特征。在这场论争中，废名与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诗人的诗都被指为“晦涩”，确实，他们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注重含蓄，使用隐喻、象征等暗示手法，因此，当他们回望古典诗传统，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重暗示、含蓄的传统。 　　在对“明白清楚”的反拨中，废名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一反胡适把“元白”一派作为新诗发展前例的姿态，而把当时被胡适视为“反动派”的朦胧晦涩的“温李”诗风作为新诗发展的根据，重新发现了“含蓄”的诗歌质素，无疑都是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自身新诗建设经验的发现。 　　二、废名对“含蓄”传统的认同 　　胡适选取自己所接近的“元白”一派作为新诗立足的根据与理论指向，肯定了“明白易懂”的美学标准；而他认为晦涩难懂的“温李”一派，则遭其否定。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便把中唐的元稹、白居易作为白话诗传统的代表，而把温庭筠的词、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