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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西方认识论基础革命性改造 　　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创立是从西方认识论基础的革命开始的，而这是由康德肇始并完成其核心部分的，所以康德对西方认识论基础的革命性改造，是理解康德哲学的关键。 　　一、康德哲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埃德蒙德·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的第二部分中，把康德的超验的主观主义当作是对产生于近代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的问题（休谟揭示这一点）的解决方案，而在结构性的分析的第一部分中则把这种危机归咎于笛卡尔创立的近代新的哲学观念。“在始于笛卡儿的、勇敢地甚至过于激昂地提高普遍性的意义的过程中，新哲学所追求的无非是，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即用一种进行逐一证明的清楚明白的方法，在一个无限的但具有合理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包容一切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在“为数众多的学者积极从事哲学和作为哲学分支的特殊科学的研究”之后。却发现“这种新方法被证明为只在实证科学中具有确定无疑的成果，而在形而上学方面，也就是说，在特定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方面则是另一个样子，尽管不乏具有希望的、看似能够成功的开端”。 　　虽然胡塞尔专门谈到“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但他的哲学与科学观却仍然是前康德的。他坚持哲学是一切学术之母的观点，把所有科学都当作哲学分支。认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的及其真正方法的真正理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切历史上的哲学运动的最内在的动力”，认为“把潜在的理性带入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中，并因此明确地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这就是唯一的一条奋发有为地去实现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 　　康德对知性理性的研究与胡塞尔不同。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这个具有甚深根据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纯粹知性的对象。并意欲解释它的先天概念的客观有效性并使之可以理解。这对我的目的而言是本质的。另一方面是探求纯粹???性本身，及建基于其上的可能性与认识功能；并因而处理其主观方面。虽然这后者的解说对我的主要目的而言有巨大价值。它却并不构成它的本质部分。因为主要问题永远仅是：——知性和理性脱离所有经验知道什么及知道多少？而不是：思维自身的机能是如何可能的？”康德在他的全部研究中清楚地表明，所有脱离全部经验的知性与理性只能陷于没有确切知识的辩证陷阱中，而所有有确切知识的都是不脱离经验的。康德所追求的哲学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天综合判断都是在不脱离经验的知性与理性的领域中才存在的。而所有经验材料与知性、理性共同作用形成先天综合判断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换言之，康德已然把科学知识作为划分是否存在普遍必然知识的准绳，而哲学具有普遍必然性只是在人的感性、知性、理性等先天认识机能应用于经验时才能产生普遍必然的知识。如果没有经验材料的来源即物自身的领域，则只有茫无羁绊的思维，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因而康德改变了传统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母体、所有科学都是哲学的分支的老看法，他把科学知识当成所有普遍必然性知识存在的领域，哲学具有普遍必然性只是对构成这种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先天结构性基础而言的。可以说康德完全改变了整个西方知识论的结构。传统的绝对的本体界的普遍必然性消失了，代之以经验领域内的普遍必然性，这就是涉及各个具体门类的科学知识，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哲学认识论知识。因而我们可以说康德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但是这种仅限于经验范围内的哲学认识论的感性、知性与理性等的普遍必然性，也因为这种限制而丧失了绝对性。柏拉图就是因为没这种限制，使他的理念世界与变幻的现实世界难以沟通，只好借助洞穴比喻勉为其难。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的对立，虽然使用“隐德来西”想来沟通两个世界，却始终无法把第一推动带进这个世界。康德把哲学的普遍必然性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亦存身其上的经验领域，本质而言，弥合了西方传统以普遍必然相对于现实世界是真理与意见两个世界的鸿沟。这样一来传统的神圣的普遍必然的真理，现在变成了现实世界的普遍必然的真理，因而它就具有了实践性与可操作性。而这也构成了隶德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观点得以成立的前提。 　　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特别是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观点更是西方认识论史上的革命。没有比亚里士多德所谓“哲学起源于闲暇”更著名的哲学起源论了，但也没有比它更加错误更加误导人心的论断了。它使人误以为哲学的认识论根源具有纯客观的、静观的、非实践性的认识性质，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理论理性的认识是服务于人的实践意志与情感的。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是为了最有效率地服务于实践理性的意志的工具性需要。亚里士多德的不带功利性的纯粹的爱智慧。固然在人类的纯粹好奇心及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