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本P.T.1047V《羊胛骨卜抄》再研究.docVIP

敦煌藏文本P.T.1047V《羊胛骨卜抄》再研究 　　内容摘要：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P.T.1047V值得进一步研究。此件文书成书于公元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前期之间，其定名当以《羊胛骨卜抄》为是。文书所载“水冲跋布川”与“当权妇人”，分别指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发生的“水卷旁塘宫”以及吐蕃王朝女政治家墀玛类。P.T.1047V是研究吐蕃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提供了探绎吐蕃苯教历史变迁的样本，反映了流寓敦煌的苯教教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强调其生存合法性的历史诉求。 　　关键词：敦煌藏文本《羊胛骨卜抄》；吐蕃；苯教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084-05 　　一 文本概述 　　法藏敦煌文书P.T.1047，前后均缺，由14纸粘连而成，正面汉文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背面为藏文占卜辞，约403行，大致可分为192组卜辞，每组的起始常以朱笔书写。目前学界对这部分卜辞尚未完全释读。从朱笔笔迹在各组卜辞之间或不在、时或在卜文中等情形来看，朱笔当在各组卜辞抄完之后，在预先留出的空白处另行补写的。这一迹象表明，此件藏文占卜文书应是以某部占卜书为底本，利用汉文佛经的背面誊写的。换句话说，P.T.1047V并非此前所认为的从吐蕃传入之原书[1]，而是在敦煌地区誊录的一件抄本。 　　P.T.1047V自上世纪以来备受国际学界关注。法国学者A.麦克唐纳较早地对此件文书的占卜性质与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2]。国内学者王尧、陈践详细释读了P.T.1047V，并附有具体解题[3]。近年陈楠教授从写卷卜辞入手，综合分析了卷中的历史人物及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此件文书的认识[4]。不过作为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P.T.1047V仍有诸多基础性的研究有待进行，尤其是文本属性、创制时间与内容考释等关键问题尚需落实。今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不当或错谬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二 P.T.1047V的文本属性与定名问题 　　学界虽已无异议地认定P.T.1047V系占卜文书，但具体属于何种性质的占卜书，目前仍有分歧。A.麦克唐纳认为属于骰子卜，陈践先生提出是羊胛骨卜。判断占卜书的文本属性，其内容形制是关键。敦煌文献中的骰卜文书涉及汉文、藏文、突厥卢尼文等三种语言文字。一般以骰子作为卦具，在骰子四面刻写一至四的骰点或数字，占卜时扔三次，得出三组数字，有时也用圆圈来表示具体数字，然后排列出一一一、二二二、二一四等局/卦，每局/卦后面附对应的吉凶占辞。敦煌本骰卜书除画写骰点外，其所存局/卦无有超出65组者。新疆发现的鲍威尔写本第四部分与第五部分，亦是两件内容独立的骰卜写本，同样书写骰点数，其卜辞分别存有59组与65组[5]。 　　与以上文书相比较，P.T.1047V通篇未见可以表示骰点或数字的符号，所存卜辞亦多达192组，其形制、内容均不符合骰卜的特点，故基本可以排除其是骰卜书的可能。而考古发现的羊肩胛卜骨，其内容与书写风格与P.T.1047V极为相近。新疆米兰地区唐代吐蕃戍堡遗址曾出土相当数量的卜骨，大部分是在羊肩胛骨上烧灼凿洞，呈规则排列，其旁记录卜辞，如：“在此灵骨（羊胛骨）上占卜：吉，祈求神门启开，鬼门闭合；凶，人有生命危险……右肩胛骨，可卜问死者鬼魂是否仍强留家中？是否离去？有无鬼魂留下之迹象？”[6]沈括《梦溪笔谈》曾介绍过吐蕃的羊卜：“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之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负。”[7]此段记载与新疆米兰出土卜骨共同证明了羊肩胛骨卜在吐蕃社会生活中的流行。笔者据此认为，P.T.1047V不应是此前学界所认为的骰卜书，而为羊肩胛骨卜辞文本的可能性绝大。由于此件文书是多次占卜记录的汇编，并人为地分成官方占卜与民间生活占卜两部分，因此其定名当拟以《羊胛骨卜抄》为妥。 　　三 《羊胛骨卜抄》成书时间与 　　相关史事再探 　　陈楠教授根据P.T.1047V卜辞中第8条、第14条关于琼保·邦色苏孜及征讨李迷聂等历史人物和事件，指出前15条卜辞共有11条所言国王均指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n-po）[4]，藉此可推《羊胛骨卜抄》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松赞干布时期（617—650）。由于陈楠认为P.T.1047V涉及国王内容的卜辞包括了吐蕃王朝时期的每位赞普，故将第47条卜辞“水冲跋布川，国王社稷灭亡，百事皆凶”，对应《新唐书·吐蕃传》所载“（赤德祖赞）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自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