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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形式焦虑与想象 　　摘要：由于民族存亡和战争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文化上的主要诉求。文学“大众化” 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在抗战的复杂境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民族形式”论争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表达。论争寄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解放区的“大众化”运动中，“民族形式”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体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在社会政治动员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民族主义；文学大众化；文学形式；焦虑；想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48?06 　　抗战时期，外敌入侵，民族存亡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在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对西方强势文化入及失去民族独立性的惧怕和担忧。抗战的爆发、民族存亡的危机和动员全民抗战的现实境遇，使文学“大众化”运动，成为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文艺界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但是，抗战时期的文学“大众化”面临着复杂的矛盾纠葛。晚清以来，文艺“大众化”的命题中所要面对的追求西方现代性和保持民族性，本土化和世界化，建立民族国家的国际先进经验借鉴和动员群众的现实任务、对不同现代性方案的抉择等各种矛盾都纠结在一起。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第二阶段的“民族形 式”论争和实践，就体现了复杂境遇中文学形式创造的焦虑。 　　一、文学“大众化”与民族认同 　　中国现代的“民族”意识是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和刺激中产生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中，一直就少不了西方这个显在的或者隐形的“他者”。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当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全面进攻下，处于被瓜分的危亡之时，康有为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他将此困境称作“非常之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中，康有为认为中国人的处境是：“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周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237）康有为通过形象的比喻描画了“中国四万万人”这一群体的危难境地，那个作为 “驱使者”、“宰割者”的“人家”，是作为和“中国四万万人” 紧张对立的强势“他者”的形象出现的。这个关于全部中国人命运的想象是典型的“中国经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对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发现，这一发现蕴含着中国现代性的心理体验。 　　中国现代以来在关于“民族”的建构中，康有为对“中国四万万人”命运处境的形象描画和认识，成为原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不管以何种方式建构“民族”，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民族自救的问题，民族自救可以说是现代民族主义者的原罪体验。民族自救的情结和唯恐被西方吞噬的忧虑，尤其是战争的威胁，使得加强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增强各个成员的民族凝聚力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法侬指出：“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文化来证明的，相反，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2]（283）抗日战争使知识分子切实地感受到了民族的存在，使全民的民族情绪高涨。因为，“战争可以看作是重组社群或组织的另一种形式，而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战争都需要一定数量和具有一定合作精神的人群”。[3]（114）在利用、组织被战争激发的民族感情，动员全体成员抗战救国，加强每一个成员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面前，民族主义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动员全民抗战，建构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更能凝聚民族感情，适应于这种动员。 　　为了广泛而深入地动员民众参战，宣传抗日，文学“大众化”成为加强“大众”作为成员的民族认同，在“大众”中树立民族文化、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策略。抗战的现实不允许作为抗战主体的大众对民族危机和民族存亡问题不了解、不知情。沈从文曾通过游历中国的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写到过民众对日本侵略不知情，整个社会不能达到互相理解的忧患，他说：“傩喜先生实在还有地方可去的，中国原是这样大！日本人成千成万的迁移过中国来，又派兵到中国来占据地方，然而中国官既不说话，中国人民有许多也还不知道这回事。……有一些田产、房屋被占了的无刀无枪平民，且老老实实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住，听凭政府意见，绝不与侨民冲突。”[4]（229）消除这种隔绝状态，能够使民众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达到最大程度的沟通，就是文学“大众化”提倡以来的根本目的，让大众明了民族危亡的现实，使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大众共通的体验和认识。 　　除了宣传抗战以外，文学“大众化”也是战争时期建立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姚篷子指出：“要在抗 战的火焰中树立新的民族文化，只有把文化的根苗深入到大众的心里去；……把文艺大众化运动看作一座重建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