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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险礁之上守望者 　　2013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长江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提案——《建立中央改革委员会，加强对改革的设计和统筹》。提交上去后，有一栏需填写提交单位，王长江一时想不好，觉得直接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都不合适，于是此栏就空了下来。过了两个月，中央编办打来电话，表示提案到了他们那里，但王长江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能解决的。 　　“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某个部门的事情吧？但最后却被归口到了中央编制委员会。你可以想象，结果是什么，只能不了了之。”王长江之所以在2013年8月参与“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时提及两会时经历，是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缺少自觉，已成为阻碍改革的大问题。 　　作为“党内力主改革者”，多年来，王长江始终在各种不同场合表达着同样看法：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 　　改革应是冲破惯例与常规的应急机制 　　去年8月的圆桌会议，王长江的发言题目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自觉问题》。他指出，对于改革的思考有一种惯性，不是把改革当做一种改变现状的事情，当做一种特例来对待，而是把它当做政府常规运行的一项内容。“上边布置下来，一声令下，具体到各个部门，然后各个部门分头去干。”“改革恰恰是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从这一角度而言，改革应该是一种冲破惯例和常规的应急机制。” 　　近些年，关于改革的争论甚嚣尘上。有人大力呼吁，认为现在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但也有声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王长江显然属于前者。在他看来，反对之声的出现，源于有人不满意改革后的一些结果。“在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尝试也遇到瓶颈、障碍，但不能误以为中国不该搞政改，不能因为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就因噎废食。不是改革本身错了，而是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 　　在王长江看来，现有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带来若干消极后果：第一，部门利益做大，即使过去没有权力的一些部门，现在也拼命扩权；第二，损害改革的权威，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第三，降解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权威下降也会影响整个政府的权力；第四，部门绑架中央的政策，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处于一种潜伏危机状态。 　　不久前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很多人发现，三中全会公报多次提到“市场”二字，外界因而有一种声音，认为改革是“政左经右”。 　　王长江则表示，此种看法过于片面。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问题盘根错节，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而改革释放市场的能量，人们自然要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之后就会产生物质之外各方面的诉求，包括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良好的环境、受人尊重、价值体现等。“后面这些就是政治诉求，需要从政治制度上给予安排，不然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他看来，“若按照‘政左经右’的说法，政府只管经济发展，打压和抑制政治诉求，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但公信力丧失。” 　　警惕政改“麻木症” 　　多年来，作为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之人，王长江面对思想界、知识界任何关于拒绝改革，尤其是政改的思潮，都竭力提醒世人，应对其保持一种警惕。 　　2009年初，由于此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国内出现一些声音，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而中国能够在此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更有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很好，无需改革。 　　对此，王长江专门在《南风窗》上撰文，表示要警惕政改“麻木症”。在他看来，这种“麻木”是一个不良信号，不但影响民众，也可能影响高层。 　　王长江将这种“病症”形容为，“自我感觉良好，”“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拒绝吸收一切他们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更拒绝使用国外学者发明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排斥一切、拒绝任何变革的心理。” 　　而对于国家拿出4万亿元资金应对金融危机，王长江则表示，这不光是对党和政府调控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政治体制的考验。“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寻租。”以王长江看来，需从体制上保证广大公众和人民代表对政府和部门人权、财权、事权的监督，否则“谁能保证若干年后，围绕这4万亿，不会有腐败案件浮出水面？” 　　关于“4万亿”的讨论，刚好引出王长江很早便提出的观点：“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他看来，“民主的办法”是和“集权（或行政）的办法”相对的。他曾举例：如果给基层政府收税、审批的权力，又不让它寻租，怎么才能做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