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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一个爱书爱乐人一生 　　2013年3月26日，江苏南通一户普通民居中，90岁的辛丰年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 　　辛丰年，本名严格。1923年7月15日，严格出生于一个军阀家庭。“那是从四川向上海行军的路上，我祖母坐在晃悠悠的轿子里，而尚在襁褓中的父亲则安然躺在祖母怀里。”严锋告诉记者，这是父亲所拥有的第一个记忆。严格生长在一个大家庭，排行第二的他有一位兄长、五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父亲严春阳是孙传芳的部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上海戒严司令兼上海公安厅长，后又兼任上海卫生局长。北伐军迫近上海前夕，严春阳自行解职，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起了寓公。 　　战争与浪漫 　　1945年4月，严格从南通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乘小船进入苏中解放区，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其实解放区离南通城并不远，但由于封锁，只能绕道上海才能突破封锁线。恰巧此时祖母要父亲和一位姓宋的表兄去上海银行里取些钱补贴家用，父亲把取出来的大部分钱交给表兄带回南通老家，自己则留了一点点作为路费。他跟表兄分别时说要去另谋生路，不回来了。”严锋说，家里人当时就明白父亲要去参加革命，但没有说破。 　　严格到苏中解放区时年仅22岁，先做文化教员，后进文工团。“当教员时，主要是教唱歌，也写剧本。后来在金沙文工团里就什么都做，演员、编剧，还创作革命歌曲。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去当地学校的图书馆里借乐谱。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他喜欢抄谱子，部队要开拔了他就把原谱还给人家。”严锋说，“你想想，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背包里放的是西方交响乐总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行军打仗的间歇，严格喜欢到当地采风。“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就四处寻找当地民歌，请人唱几遍然后把旋律记下来。每次采完风，都会写信和好友章品镇分享，章品镇当时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严锋说，父亲和好友深受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影响，“巴托克高度重视民歌，认为民歌是音乐的灵魂，于是他们当时约定，要把中国的民歌都采一遍”。遗憾的是，严格与章品镇在这一时期往来的大量信件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慎遗失。 　　从海安到盐城，从苏州到杭州，从厦门到福州，严格随军走到哪里，就将音乐追寻到哪里。“这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严锋说，“但其实，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中，也并不缺乏浪漫和风雅。” 　　山雨欲来 　　新中国成立后，严格在福州军区政治部下设的文化部中任干事，后来也当过福州军区军报《解放前线》的副主编。“从1950年—1966年，这应该是父亲一生中比较安稳平静的一段时光。当时还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听古典音乐在当时并没有被禁止，还有学英语。”严锋说，父亲很久以前就想学英语，希望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但实际上政治压力还是存在，父亲学英语时就很怕别人知道，而对于听古典音乐，领导也曾经旁敲侧击提醒他要注意影响”。 　　由于是部队干部，严格在“文革”前的工资待遇颇丰。“父亲结婚前钱还真不少，一个月的工资是140块。”严锋说，“除了买书、买唱片和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剩余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接济亲戚和朋友了，当时受过他接济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 　　严格的妻子是江苏常熟人。“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跟小姐妹一起去上海打工，她知道要有文化才能在上海找到好工作，于是一边上班一边上夜校自学文化。”严锋回忆，“母亲是上海制药厂的工人，随着工厂整体搬迁到福州，经熟人介绍与父亲相识并结婚。”随后，长子严锋、次子严锐先后于1964年、1968年降生，严格一下子成为一个四口之家的一家之主。 　　“文革”开始后，严格因“混入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他从福州被押往江西住“牛棚”，1970年被发配回老家南通劳动改造。“母亲想把福州的工作辞掉，带着我们兄弟两个去南通陪我父亲。”严锋感慨，“在‘文革’中，丈夫出了事，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是要和丈夫划清界限的，甚至还有告密揭发的。而母亲却没有此举，父母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不幸的是，母亲此时却生了重病。“她只能把我和弟弟从福州送到常熟乡下，托亲戚代为照顾。”严锋尤其记得，这一路上，母亲抱着1岁的弟弟，牵着5岁的自己，还要照看所有行李，在福州到上海的火车上坐了整整三天三夜。 　　然而这个约定却再也没有实现，1971年妻子在上海病逝，严格终身未再娶。为了不让年幼的孩子忘记母亲，严格坚持和孩子们讲上海话，以这种方式缅怀亡妻。从上海吊丧回来，严格把7岁的严锋带回了南通。由于无法同时照顾好两个孩子，3岁的严锐仍然在常熟跟着姨妈生活，直到平反后，父子三人才真正团聚。 　　虔诚乐迷 　　严格有过两次平反，第一次是林彪事件后的部分平反。1973年，两个军人来到砖瓦厂，宣布恢复严格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 　　到1975年，彻底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等到了彻底平反，复员改成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