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末”之省文化奇迹.docVIP

“天末”之省文化奇迹 　　从贵州人参与科举说起 　　对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做评价，历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称赞它的人认为，隋唐创立的这个制度用统一的标准来选拔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能参与国家的政治。否定它的人则指斥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导致人才破坏，国家贫弱。有人则主张分历史阶段来评价它，认为隋唐之际的科举制适应了庶族参政的需求，为繁荣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则因以八股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新型人才的成长。 　　其实，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形式公开选拔人才，算得上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即使用今天的视角来观察，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考生复习同样内容的资料，参加同样试题的考试，在相同的时间里完成答卷，脱颖而出的自然是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如今万众争过独木桥的高考，乃至公务员考试，许多做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贵州士子得以参加科举，是建省以后的事。科举制度在明朝曾经历过一番起落，洪武三年（1370），明王朝下令从该年八月起“特设科举”，不久又改为用荐举选拔人才。真正恢复科举制度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并明确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几级。其时，因贵州并未建省，亦未开科，故极少有人千里奔波到境外去应试。 　　就贵州高原范围而言，虽然汉代就有了尹珍的办学之举，但贵州教育长期落后于其他省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明初建省以前，贵州的府、州、县学廖若晨星。建省以后，虽然先后建起了府学16所、州学6所、县学11所，省境内却没有开设科举考点。生员要博取功名，只能跋山涉水到邻近的四川、湖广、云南等省去参加考试。各省都能“设乡试考场以抡选俊才”，贵州的考生却只能“望天门于万里，扼腕而叹息，欲言而不得言”。这种不公平待遇，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才发生改变。是年，明政府终于决定让云南、贵州分别开设乡试，云南准取40名，贵州准取25名，这已经是在贵州建省122年之后。 　　贵州独立开科 　　与最早的试院 　　明以前，贵州尚未成为省级行政区划，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属三省的边缘地区，故一直未有士子参与科举。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以后，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开科取士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但贵州的开科，一直延续到洪熙元年（1425）才真正开始。是年，明政府诏令“贵州所属有愿试者，湖广就试”。由此时起，贵州始有人赴考。到宣德二年（1427），贵州布政使司针对省境通往邻省交通情况，向明政府提出“缘去湖广甚远，于云南省为近，宜就近为便”的请求，获得批准。从宣德四年（1429）起，改为云南、贵州两省合试。礼部下令将云南科额由18名增至23名。此后陆续增加。到正德五年（1510），云贵合计55名，贵州占26名。其间，已酉科云贵共取士11名，其中贵州一名，普安州（今普安县）人刘瑄成为贵州科举史上第一名举人。 　　有明一代，在贵州经由科举之路展示才能的官员中，出生于德江水德江司的田秋的确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于正德五年（1510）中庚武科举人，四年后参加会试，获赐进士出身。先后出任福建延平府推官、直隶河间府推官、户部给事中及礼部、史部左给事中，直至当上广东布政事。有书籍称田秋是最早提出在贵州兴办州县学校，开科取士的人，这似乎有些夸大了田秋个人的作用。田秋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陈愚见以备遗策疏》，已经是嘉靖九年（1530）、十年（1531）的事。贵州建立县学最早应在洪武十七年（1384）的荔波县学，当时该县尚属广西管辖，但建省不久即划归贵州。普安州学则于永乐年间由废除安抚司后建立，那时，田秋均尚未参与科举。而在田秋之前，正统四年（1439），赤水卫人张谏中已未科进士，成为贵州有进士之始。当然，田秋提请贵州单独开科，免除生儒远赴云南参考之苦，对促进贵州教育与科举的发展仍是有较大贡献的。 　　田秋虽然于嘉靖九年（1530）奏请在贵州开科，但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经巡按史王杏勘议，认为可行后，明政府才下令分解名额，云南40名，贵州25名，各自设科。谈到开科取士的遗址，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贡院，明代的贡院都设于省城贵阳，据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一载：“贡院，会城中。西南即西察院旧址，嘉靖十四年御史王杏疏请创建。中为至公堂，堂后为天鉴堂，堂右为鉴临察院，左为膳录对读所，堂后为主考公署，又后为五大经考官房。至公堂左为提调公署，右为监试公署。前为明远楼，东西文场。楼前为三门，左为供给所，右为搜检所，又前为二门，左为延会亭，前为大门。匾额书‘为国求贤’四字。” 　　开科取士与贵州的发展 　　严格说来，从远赴省外参考到独立开科取士，是明代贵州建省后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田秋和王杏，作为一个省区，明政府也将通过单独在省内设科，从贵州选拔为己所用的人才。事实证明，建学